受了损失。我们在错误路线下牺牲的同志，不只是张汉民同志一个。”

    杨虎城以一种异样的目光望着周恩来，又谈到蒋的问题：“这老汉（指蒋）是政治流氓，中国任何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缠不下’（陕西话，对付不了或斗不过的意思），只有共产党才够得上他的敌手。你们能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对蒋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既然他同你们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周恩来从杨处回来，迅疾将情况电告中央。提到蒋时说：蒋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亦转取温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新城大楼里尴尬的会见

    蒋介石被扣之后，自忖生死难卜，想方设法打听外面的消息，想收买看守的副官未成之后，便要求见省主席邵力子。邵力子也被扣押。张、杨也想借邵向蒋提出八项政治主张，同意邵去见蒋。

    蒋介石关在新城大楼。邵力子走进蒋的卧室，看见面容僬悴的蒋介石，颓丧地蜷曲在床上。

    “他们的事，你预先知道吗？你现在是否自由？”蒋介石焦急地问。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几年我从不过问他们军队里的事，事前我也没有看出什么迹象。现在，我自己也在被监禁中。”邵力子回答，“不过，事已至此，委员长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要求停止内战，各党派团结抗日，释放爱国领袖、一切政治犯，遵守总理遗嘱等主张，我看委员长似乎是可以考虑的。”

    蒋介石呼地坐起来，两眼怒逼邵力子：“你和他们一起这么久，在平日交往言谈中，就一点也看不出两人的思想变化？你怎么不把他们两人的情况告诉我？你，汉卿，有负党国，未起到我希望起的作用！”

    邵力子忍着，等蒋介石发完火，又劝道：“张汉卿，杨虎城，无加害委员长之意，他们的政治主张，我看可以接受。”

    蒋介石一扭身，腰痛得呲了一下牙，又火起来：“让他们杀死我好了，杀死我好了！”

    邵力子扶扶眼镜，说了些安慰的话后要告退。

    “等一等。你把这封信给我转交。”说着，蒋介石挪到桌边，给宋美龄写了份“遗嘱”。

    蒋在新城大楼住了几天，张、杨决定把蒋转移到西安玄风桥高桂滋的房子去住，命令孙铭九、宋文梅执行。这天晚上孙、宋去见蒋，要他搬家。蒋介石一见孙、宋表情严肃、腰插手枪，以为今晚要杀他了。立刻上下牙托相击格格作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我死，就死在这里，我……绝不搬家!”一边说，一边向后退，退到床边坐下，又往床里边退，把被子拖过来压在身上，闭上眼睛。后来由张、杨亲自来劝，才狐疑地搬到高宅。

    蒋介石时常闭目养神，脑子却一刻不停地转。他见张学良总是一个人来见他，想到是否张、杨意见不合？于是要求见杨。杨虎城到来后，蒋介石问：“你事前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如果杨虎城说不知道，蒋介石就有空子可钻。可杨虎城直言不讳：“知道。”

    蒋介石的最后一丝希望落空了。他本来就对杨抱有很深的成见，到西安从不住在杨的防区之内，后来认为这次事变也是上了杨虎城“这个土匪”的当，没斗过他。他又闭上眼睛，任杨虎城说什么都一言不发……蒋介石自忖生还的可能性小，又摆出一副“可杀不可辱”的架势。

    12月14日下午4时，西安上空出现一架飞机，盘旋几周后投下一个掷信筒。警戒部队把它交给张学良。张打开一看，是英人端纳写给他的。信上说他（端纳〉受蒋夫人的委托乘飞机来西安希望与张一见。如同意，请在机场燃一堆烟火。张派人点了火，飞机徐徐降落下来。

    端纳是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和英国的情报机关也有联系，在中国的活动前后达二三十年之久。九一八事变前，任张学良的顾问。张在热河失陷后，下野出国，端纳随行。此后，端纳又成为蒋介石的顾问，颇受宋美龄的信任。由于这层关系，宋美龄才让端纳飞往西安，以探明虚实。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一封是给蒋介石的。致张的信中，是希望张能顾全蒋介石个人和国家的两重关系，不要乱来。给蒋介石的信，大意是说：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是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因此，你每次出外，我常陪同你一起。这次因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没有同你一直去西安，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样的事情。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

    信的最后附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南京的情况戏中有戏。

    蒋介石看到“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这几句话，当着宋子文和端纳的面，呜呜地哭了起来。

    宋子文到西安时，没想到周恩来已来西安，心里十分不安对人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和他同来的郭增恺主张他去见周恩来，因为周是个关键人物。但宋子文顾虑会被南京的何应钦抓把抦，不敢单独同周会面，就由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郭增恺向宋子文一说，宋子文大喜过望，第二天就飞回南京报告。

    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来到西安。在飞机即将着陆时，她从手提包里抽出一支左轮手枪，交给端纳，请求他在军队企图抓她时，就把她打死。走下飞机，她冷淡而有礼貌地向少帅问候。然后她转向迎接的官员，不许他们检查她的行李，她说她不能容忍把她的衣服弄皱；并提出要带茶叶，要求在见蒋之前先梳洗一番。

    蒋介石一见宋美龄走进来，大惊失色，如在梦境，他喃哺道：“我不是嘱咐你，叫你万万不可来西安，你怎么敢冒这个风险而入虎岤呢?”说完，惆然摇头，泪潸潸而下。

    宋美龄强抑着感情，保持常态：“我来看看你。”她知道蒋一直不肯同张杨谈判，一谈就要寻死寻活，宋美龄便理智地劝道：“你呀，以后不应该再随便说寻死这类话，你的责任是在救国，为此更应珍惜生命。你好好合作，事情会马上解决的。”

    蒋介石脸上顿时轻松了许多，两手叉在脑后，说他今天清晨偶翻《圣经》旧约篇，其中一篇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芋”云云，妻子果然到来，要不是受宗教信仰极深，决不可能……

    宋美龄随即会见了张学良。张向宋透露，他当前的苦衷是蒋怒气冲冲，闭口不愿发一言，请宋从中做一做工作。宋美龄一口答应：“我愿意面晤任何人，凡是委员长不愿见的人，我都可以代他见。”

    宋美龄、宋子文马上又向蒋介石转达。蒋介石开始还是不情愿，宋美龄急了：“你现在不要过虑，最重要的是你要取得自由。”

    蒋介石这才同意谈判，愿意改组政府，重新联俄联共，但又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我本人不出面，由你兄妹代表我谈判；二是商定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但我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宋美龄啧嘴：“你不签字，人家怎会答应？让我同他们讲讲看。”

    对方为了照顾蒋介石的面子，同意了。23日上午，双方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

    宋子文仔细听完最后一个条件，说：“我个人同意，回头转达给委员长。”

    下午，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政治犯、放蒋等问题进行讨论。宋美龄也到场，她的注意力还在蒋的问题上。她对周恩来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

    周恩来说得很明白：“只要蒋委员长同意抗日，我们当然可以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先生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

    宋美龄听到这点，特别欣慰，和宋子文交换了个眼色。如释重负地将后背靠在椅背上，微笑着点头。

    第二天上午，谈判继续进行。宋美龄情绪颇高，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我等皆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都应该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子文也愿出面重组政府：“委员长也同意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不再剿共。一切政治犯将分批释放，具体办法由我与美龄再商。抗战将全面发动，共产党也可公开。”

    “蒋先生不签字，由你们代达，是可以同意的。但委员长回去后，要发表通电自责，以示诚意。行政院既拟改组，蒋先生应辞去院长一职。”

    宋子文：“一定转告。南京亲日派势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也吁请中共，请你们作我反亲日派的后盾。你们也派出专人驻沪。好与我秘密接洽。”

    “没有问题。”周恩来答应。秘书进来在他耳边小声报告，说叶剑英、博古、李克农三位谈判“高手”已到，并把一份电报递上。电文并不长，但周恩来看了好一会才一声不响地递还秘书。

    这个细节被与会的杨虎城看见。他在会上发言不多，不像少帅那般潇洒，心中却很有路数。与周恩来几次交往，十分钦佩他的办事效率，回到公馆，一摘军帽，向部下长叹一声：“张副司令年轻有为，我本已佩服，今日见周先生一举一动乃知其为‘圣人’也!”

    24日晚，张学良去见蒋介石，说周恩来先生来了。蒋介石—惊，立即摇手：“不见不见!”

    张学良莞尔一笑：“还是见一见吧。你们是老交情，我们是近年新交。”

    蒋介石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焦躁不安。还没等他再次拒绝时，周恩来已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走进屋来。窘迫不安的蒋介石想从床上坐起来，可摔伤的腰不给劲，只好半靠着，向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上前握了握，脸色颇为惊讶：蒋介石面容衰老，因没带假牙而瘪着嘴，远非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样子。“蒋先生，我们十年不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

    蒋介石摇头：“能不老吗？你看……你看这些事情。”他竟一时不知从何处说起。稍稍平静之后，他又端起架子：“在我们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我常常想起你，即使在内战期间，我仍然回忆起你曾经为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们能再次一起工作。”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这番表白从心里赞同，握着手绢拭着眼窝，不住点头。

    周恩来稳稳地坐着，只是眼中的锋芒一闪：“我们多次要求停止内战，可你为何不停呢？”

    蒋介石惊了一下，顺口答道：“我等你们到西北来。”

    “我们已到西北一年多了。”

    蒋介石两手交叉在胸前，干咳了两声，又回到老话题：“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不满地瞥了一眼蒋介石，蒋介石顿时收回目光。

    周恩来说：“蒋先生，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10年来因内战牺牲了千百万革命者，我这颗头颅也是从你的刀下滚过来的。”他一说。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恩来又从激流转入平缓：“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是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从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

    蒋介石实在无话可说，垂下眼帘：“我后悔，杀人太多了。”

    宋美龄见气氛不对，连忙打圆场：“周先生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以后，不要剿共就是了。”

    周恩来说：“我们党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各党派无论过去有什么旧怨宿仇或不同政见，都应该捐弃前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去赴国难。我这次来西安，不是来算旧帐，而是来商谈今后的救国大计。”

    宋美龄拿胳膊碰碰好像睡着的蒋介石：“周先生和你商谈救国大计，你听清没有？”她不等蒋介石开口，又转朝周恩来说道，“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见面，要互相谅解。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亲自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啊！”

    在轻松的气氛中，周恩来和蒋介石拉起家常：“蒋先生，好些年没有见过经国了吧？如果想见，我们可以设法向斯大林交涉，将滞留苏联的经国接回来。”

    蒋介石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最挂念的要数经国、纬国两儿。周恩来一说，蒋介石马上鼻子一酸，要落下泪来，许久不说话，最后压低嗓音说了句：“恩来，我们再也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来找我谈。”

    周恩来见蒋介石困顿不堪的样子，便起身告辞：“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谈。”

    蒋介石连连说好好。

    这一夜，蒋介石和宋美龄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醒来时，蒋介石望着窗外射进来的朝阳，禁不住笑了。这是他被扣留以来的第一次。所以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后来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使委员长在1936年西安御驾中能够安然无恙地离开的人。”

    这一段，周恩来睡得很少，所有预定的交谈进行完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向延安的毛泽东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毛泽东担心放蒋。少壮派围攻周恩来

    毛泽东得知要放蒋的消息，不免担心起来。虽然他与蒋介石打了多年仗，但是直接谋面的机会极少。所以对蒋介石个性方面的了解很少。他只有去电询问周恩来：“蒋说话算不算数？周恩来体会到毛的紧张心情，回电说：蒋一向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毛泽东接到电报，无异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把电报拿给张国焘看，张国焘嘴上不说什么，可心里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毛，一个周，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何等默契！他惊奇：毛氏能如此彻底地向周吐露心中所想及所盼；周又哪来的那么大本事，竟能根据外面如此复杂的实况，逐一实施……毛泽东也感慨：“恩来同志办外交所受的气，比我1926年3月20日事变以后，在广州受的气还要多。”

    可是周恩来并没料到张学良会如此快捷地把蒋介石送走，并由此酿成了张、杨的历史性悲剧！直到1946年国共再次和谈，周恩来对此还是耿耿于怀：一天下午，讨论团结问题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刚说了几句，降旗的时间到了，响起“达达”的立正号音，全场肃静礼毕后，周恩来继续说下去，他在发言前先感慨万千地长叹一声，然后以动人的感情说出下面的一段话：“在刚才一刹那的沉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讨论团结问题，这个人在促成团结方面贡献最大，却固为促成团结而失去了自由。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先生……”

    周恩来回公馆不到10分钟。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急匆匆来找：“少帅到机场送委员长回京，你知不知道?”

    周恩来大惊：“不知道，几时走的？”

    “有10来分钟了。”

    “你怎么不早来告际我?”

    “我也是刚刚从卫士那里知道的。”

    周恩来抬腕看看表：“走快到机场。”

    赶到西郊机场。已是下午4点多钟，飞机早已消失在高天深处。这位颇具燕赵豪情的张学良发动了引擎，亲自驾机送走了蒋介石。

    “晚了。”周恩来感叹不已，“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要像窦尔墩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呢。”

    “这件事杨虎城知不知道？”周恩来问孙铭九。

    “不清楚。”

    原来蒋介石下午3时要去机场，张打电话请杨去，等杨到达时，张只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杨虎城虽感突然，向以张学良的意见为主，当着蒋的面更不便争执，只好陪同张到机场去送蒋。蒋到飞机场后，在上飞机前对张、杨还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蒋介石再一次重复了他的六项诺言，最后说了句：“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设一个西北五省统一的军事机构，由你们负责。”

    放蒋的消息传遍了西安，人人惊讶。十七路军总部军法处长米暂沉将信将疑，去问杨虎城：“蒋介石走了吗?”杨嘴皮一嘟囔：“走了一个不算，还跟了一个去。”

    周恩来急电毛泽东：我们只认为在（蒋）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电报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惊得不轻。他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至，而且会很迅速和惨酷。他抱着双拳，在桌面上撑着，仿佛他自己正经历着两种命运的争斗：

    “糟了，张学良跟到南京去，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将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势力，再一次把拳头落到中共头上……”

    他起身在窑里走了几步，又镇静下来：“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

    东北军是一个由张学良为惟一领袖的军事集团，张一走，群”龙无首。虽然张走前曾指定于学忠代替他指挥全军，可于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又远在兰州，不起什么作用。在西安的王以哲和何柱国，虽被称为元老派但在东北军里，真正有号召力的是少壮派，即被称为“苗疯子”的抗日同志会的负责人的苗剑秋；政治处处长应德田；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为首。张在时，他们深得信任，张不在，元老派就不大把他们放在眼里。在如何救张的问题上矛盾很大，少壮派硬拼的主张一时在西安占了上风。

    在金家巷东楼会客厅里，周恩来不知说了多少话，却扭不动少壮派的念头：少帅不回来，决不撤兵！

    周恩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甚至动了感情：“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能忘记吗？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能忘记吗？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他回来，不见得对他就有好处……”

    这些话并没有说服少壮派。苗剑秋一边大哭，一边说了一阵疯话：“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是否你们要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他那愤怒的目光环视着在场的人，特别斜睨了一眼周恩来：“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

    大家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射到周恩来身上。以往，当他在场时，从来没有人会对着他这样大声讲话。

    周恩来默不作声。他那由于失眠而显得十分疲倦的脸苍白无声，嘴唇紧闭着，使人觉得他在内心花费了极大的气力才达到这种沉默。

    孙铭九跪下，一边哭，一边请红军出兵。一直闹过半夜，直到周恩来答应：“容我们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他们才走了。

    少壮派刚走，天还没亮，在杨虎城处工作的党员南汉宸又火急火燎地赶来了。他向周恩来报告：凌晨3时，杨虎城把他从床上叫醒，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你们替我打算打算。”

    周恩来颇为紧张地急急追问：“难道他也要变卦?”

    “他有他的难处。”南汉宸把杨虎城的话学了一遍：“他说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你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周恩来已经强烈地感到张走后的严重局势，杨虎城哀怨的声调不能不刺痛他，对方的担心已经不是对准某一个人，而是对包括他周恩来在内的整个共产党人的抱怨了。他立刻对南汉宸说:“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坐汽车赶到三原开会。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参加了会议。没有别的办法，不答应帮他们打仗，就可能导致敌对情势，红军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跟他们一起打一仗。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这个决定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又一遍遍地劝他们团结一致。

    少壮派愈加激烈。

    31日晚，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级会议，参加的有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人。少壮派在室外旁听。

    会议一开始，何柱国先说：“我今天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你们说吧。”接着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只听见呼吸和咳嗽声。

    杨虎城拿眼挑了挑周恩来，请他先讲。

    周恩来从膝上抬起手来，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他忐忑不安地期待着。其余的人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又推你，足足拖延了30分钟无人发言。

    会议是由杨虎城召集的，但事态表明是以东北军为主，在此僵持情况下，杨虎城只好又请于学忠讲：“副司令临行前留有手谕，东北军由孝侯兄负责，请你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了。”

    于学忠这才表示：“刚由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到西安后，才知道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张一定要求副司令回来，张不回来坚持不撤退；有的主张按照顾祝同的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撤退，撤退后再要求副司令回来。东北军内部意见极不一致，我的军队又在兰州，我看还是请鼎芳（王以哲号）兄谈谈吧。”

    王以哲说：“和也好，打也好，要快决定。和平撤退条件已谈好，不要再这样犹豫不决了……僵持是有危险的。”

    于学忠接着说：“我看根据鼎芳的意见，和就和了吧！要打,我的队伍在兰州也来不及。”

    杨虎城又要王以哲作最后决定，王说：“我同意孝侯兄的意见，和就和吧。”

    杨虎城又问何柱国，何也说：“我同意孝侯和鼎芳的意见。”

    杨虎城说：“我们十七路军是主张坚持不撤退而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因为张副司令不在西安，我是无办法的，你们东北军也不好办。现在你们说僵持有危险，怕打起来。十七路军力量小，都听东北军的，你们坚持，我们跟着，你们既然愿意撤退，我们也跟着走。”

    杨虎城又问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他有些担心地最后说了几句：“不过，请你们注意内部的团结，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出问题。”

    门外的少壮派一听这个结果，一个个青筋突露，看得出里边的血在流动。他们只听任发热的头脑支配了。

    一天，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50几个少壮军官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恩来威逼过来，质问道：“我们的少帅哪里去了？”

    周恩来心里也似滚水沸着怒意。他并不欣赏这种挑斗性的、嘲弄的眼光，尽管人群里也不乏闪着盈盈泪光的同情者。他的许多委屈到了嘴边话就软多了：“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我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

    “少帅是不是你们出卖的？”有人狂叫。

    周恩来一下火了：“我们共产党和蒋介石有10年的血债，仇恨难道不比你们深！”周恩来呼喘着，坐下，静一静：“不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机，我们怎会主张释放蒋介石？希望大家理智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内讧，张少帅的性命难保，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是有所畏惧的，不敢难为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将存在，发挥作用。”

    周恩来的话起了作用，一些军人想告退。但另有几个不依不饶，非要周恩来对救少帅说出具体方案。

    这期间，周恩来已给蒋介石写了两次信，敦促他实现诺言，可是蒋一字不回。

    周恩来目光森严：“我们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我来这里，党中央没给我这样大的代表权，如果你们一定要我表态，那我只有回去向中央请示后再来答复你们。”

    发难者疑惑地看着周恩来，找不出更多的辩词，憋闷地怏快走了。

    狂躁却并未因此而中止，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下去。2月2日上午，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铤而走险，杀害了力主和平解决“救张”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东北军内部矛盾顿时呈对抗性，在前线的师长刘多荃派兵向西安进发。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共产党实行兵谏。

    周恩来赶到王以哲家时，王已倒在血泊中，家里乱作一团。

    周恩来率李克农、刘鼎等人料理后事，设灵堂，祭奠死者，安慰亲属。随后，又赶到新城大楼和杨虎城商议善后。

    这几天，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紧张、最困难、最危险的日子。他的眼睛熬红了，鼻子常出血。十分疲劳时，就和衣在床上躺一会儿，连皮鞋也不脱。中央一来电报或来客人，就要叫他起来，不准不叫。好在他当时只有39岁，正当壮年，不论遭遇何种磨难，当他出现在各方人士面前时。依然神采奕奕，谈笑风生。

    西安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孙铭九也发毛了。以前他都听应德田的，此时应德田也手足无措。苗剑秋跑来告诉孙铭九：“周先生对这件事很生气。”

    孙铭九一听更着急：“这怎么办？只有请周先生想辙了！”

    “周先生已经来了，在副司令公馆。”苗剑秋说。孙铭九和苗剑秋一头扑向张公馆，在楼上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圆眼怒睁，斥声道：“你们这是办的什么！”

    如闪电灼于头顶，孙铭九扑通一声跪下，叩头请罪：“请周先生宽恕，我做错了！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谈判……”

    周恩来赶紧招呼他起来，问：“谁的主意?”

    “我和应德田，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

    周恩来凝眉想着对策。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也慌了，经过彻夜商量，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

    2月3日清晨，周恩来、杨虎城和南汉宸等商议，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的功绩，为了保持西安不再发生混乱，避免东北军再发生火并，自相残杀，把和平谈判继续下去，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

    张学良得知此事，摇头慨叹：王军长死的冤枉。这三个人，苗是疯子，应像头牛不听话，孙像个小孩子，他们怎能办好事情！

    ●蒋介石将愤慨泄进回忆录

    送蒋走的那天下午，蒋介石变得温和有礼，他寒暄着，请张学良留下。

    “不。”少帅英雄气十足，“人家会说我犯上，但我是清白的。我要跟您同机回去，宁愿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决。我可以证明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国家着想。”

    不到片刻功夫，他们起飞了。驾驶这架有历史意义的飞机回南京的是罗亚尔伦纳德，他描绘了这批乘客的种种神态。少帅拉长了脸，不大自然；蒋介石形容憔悴，在飞机的单人起居室熟睡；蒋夫人望着窗外，嘴边露出幸福的微笑；端纳窃窃自喜；宋子文偶而翻看一些报纸……

    他们在洛阳降落，受到地方军政长官的欢迎。他们在这里过夜，次日飞赴南京。当飞机朝机场下滑时，机场周围已经挤满人群。记者们蜂拥而上，追着这一行疲惫不堪的人们采访。到场的人形形色色，连事变后主张炸毁西安的何应钦也来了，他表情复杂地向蒋介石伸出表示庆贺的手，蒋介石也是一脸平和，把对他的忌恨掩饰得严严实实……

    到机场迎驾的还有陈布雷。他随蒋介石回到官邸，蒋介石在沙发上躺了一会，立即布置陈布雷：“我这里有夫人速记的一张草稿。你拿去参考，另外你再和夫人谈一谈，整理一个我在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时间嘛，蒋介石看了一下表，还有三个小时，5点钟之前交给我行不行?”

    陈布雷嘴唇蠕动了一下，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拱着背走了。

    两个小时之后，陈布雷又拱着背来了，唯一不同的是手里多了几页纸。蒋介石腰痛得起不来了，半躺在沙发上，让陈布雷读一遍。

    “好，马上交给报社发表。”蒋介石在开头又加了几句关键词：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巨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他把这份编造的“训词”递回陈布雷，闭目想了一下：“这件事不能由此结束。当年总理中山舰遇难，我千里驰救，后来留下我写的那篇蒙难实录。可惜此次布雷先生没有与我同往，不过你仍然可以代我补写一篇半月记。”

    陈布雷提起拳头堵住嘴轻轻咳了一声。他十分清楚西安事变的全部经过及张杨举措的动因，尤其佩服张学良送蒋回京的豁然大度，编造“训词”已属心中不愿，再杜撰什么半月记，实在于心不忍。可是他无论如何不会违抗蒋介石的意旨，只好答应下来。

    “先生想在半月记中多写些什么？”陈布雷请示着。

    蒋介石硬撑着坐起来，愤愤不平地说：“一定要把事情经过写清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犯上篡权；还要使世人知道我是怎样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喻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

    陈布雷心里一紧，再问：“关于中共方面先生有何……”

    “一个字也不要提！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与中共无关，包括周恩来，一个字也不要提!”

    陈布雷回到家里，皱起眉头，拼命抽烟，一直不开口。想了个大概，拿起毛笔，写了几行，便难以为继。他张开抽烟抽得发麻的嘴，盯着笔，突然抓起稿纸揉成一团。他一反常态，把狼毫插进笔筒里乱搅，一连戳断了两支笔头，最后掷笔长叹。夫人来劝，妹妹来劝，全被他粗鲁地轰了出去。几天后，他气消了重又坐回桌前，默默地为蒋介石代笔《西安半月记》。为了发泄心中的苦闷，他将这违心之举记在日记中：“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做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熟能甘于此哉！”

    另一个心口难一的苦主是邵力子。

    他和陈布雷都是浙江人，报业出身，都是小小的个子，戴副眼镜。

    他这次可以说是同蒋介石同甘共苦的，可感受却不大一样。他回到南京，对朋友说起西安事变，总是说：“张杨这次做事固然太冒险、太卤莽，不能说没有错，但要求抗日御侮，还是出于爱国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不宜看作乱贼或土匪。”

    一位他过去的秘书一听这话，惊讶不已，对旁人说：“老夫子呀，真是莫名其妙！他在西安受到这样的打击，回到南京还说张杨的好话！”

    蒋介石对他的这种说法也不满。1937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带到奉化溪口，蒋又召邵力子去陪伴张读书，要他教导张“读书明理”。外界对此作法，颇多猜测，认为是别有用意?br/>shuba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