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邵的夫人傅学文认为是蒋要力子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随后，他被正式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不过邵力子这人还是豁达得很，他与少帅相处得十分融洽，少帅对他也是无话不谈。一天闲谈，张学良说起当时送蒋的动机：“我这次冒生命危险，送委员长回来，原想演一出从来没有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可惜，一出极好的戏竟演砸了……”

    邵力子望着少帅似兴奋又似懊丧的神情，只觉得张的英雄主义真浓厚。

    仲春时节，邵力子要回故乡绍兴一趟。动身前，他向张学良辞行。张学良虽被囚禁，性情仍很开朗：“听说绍兴不仅是文物之邦，而且是鱼米之乡，美味的土特产特多，可否给我带一两样来？”

    邵力子办事又极认真，回到家乡，专门向他的一个旧生打听：“你说咱们家乡有什么既美味可口、东北人极少尝到，又携带便利的食品？”

    旧生们受他治学严谨的影响，这么件事还专门研讨了一番，认为绍兴香糕和桂花素蛋卷最好？，张学良可能没吃过。尤其是绍兴香糕，清代曾为贡品，故有“进京香糕”之称。于是，邵力子就采购了绍兴香糕和桂花素蛋卷数斤，随身带往溪口。

    不久，邵力子给绍兴的旧生们回信说，张学良一向吃以面粉制作的糕饼食品，一尝以米粉所做的绍兴香糕，就觉得别有风味，非常好吃，说以后如有便人，还想多带几斤呢！

    过了一时期，邵力子回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就和张学良分别了。可是上任后碰到的第一件事仍与西安事变有关。

    当陈布雷呕心沥血撰完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时，宋美龄也在加紧撰写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蒋要宋先看他的《半月记》，矛盾之处按他的说法为准。宋美龄不依。经过西安事变洗礼的宋美龄，已变成了引人注目的国际名人。一位美国政治家称颂她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具有一种要是在前一个时代就会把她推上皇后的气质”。宋美龄不愿把自己仅仅当成蒋介石的陪衬，也不想把塑造自己的《回忆录》变成蒋介石《半月记》的简单注脚。

    蒋宋的矛盾推给了邵力子，蒋让这个宣传部长替他做工作。两本回忆录已经合印在一起。邵力子不时翻过来翻过去，中央开政治会议他也拿着。坐在他旁边的陈公博问他看什么。

    邵力子随手将那本草稿递给他：“你看看吧，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

    陈公博花了半个小时一气读完，说：“这本书很有毛病，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

    “我也这么想。你说说看毛病在哪里？”

    “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有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却在回忆录中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则在回忆录中叙述了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漏出不实不尽的马脚。我以为既有半月记，就不出回忆录也罢。如果回忆录一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陈公博告诫邵力子，“你是宣传部长，宣传不妥，你的责任可逃不脱。”

    邵力子想着对策：“你说得对。”

    于是，这两篇回忆的合刊印刷好了，又停止发行。

    宋美龄受不了这份窝囊气，找到蒋介石，半天不说话。时间一长，蒋介石坐不住了，又把邵力子叫来，指头朝外弹了弹:“发行发行!”

    邵力子又望了望宋美龄。宋美龄明白他的意思：“你所说的矛盾之处责任在我们，你不用担心。”

    邵力子总算脱了干系。

    二二事件以后，去广西了解桂系情况回到西安的解方，先向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汇报，而后由刘带解方去见周恩来。

    解方的公开职务是五十一军的中校参谋，他还是第一次面见周恩来。他听说周恩来留着大胡子，但今天周恩来穿了一套黑色中山服，留着短发，胡须刮得很光。解方坐下后，周恩来急切地问起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政治态度。

    “他们对放蒋很失望，说是没戏可唱了，是纵虎归山，蒋介石是决不会饶恕张学良的。”

    解方将与李宗仁、白崇禧的交谈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李、白都说：（张学良）回不来了，老蒋决不会饶他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交道多年，上他的当太多了！这次张先生又上当了！他们希望东北军不要分裂，坚持下去。李、白还把他们得到的情报告诉解方，特别是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以后，催汪精卫快快回国的消息，他们说，光是何应钦干不起来，何应钦要拉上汪精卫一起干。当时汪精卫在德国得到何的电报，幸灾乐祸，立即决定回国。但是行至中途得知蒋被释放的消息，马上在新加坡给蒋介石打电报，假意祝蒋获释，同时说，他要去广州为胡汉民扫墓。其实这是故作姿态对蒋讨好，也是掩盖他对蒋被扣时幸灾乐祸与何应钦勾结的用心。蒋接电后怕汪到了广州与两广联合起来反对他，急忙派张群、周佛海为特派代表去香港迎接汪精卫，说蒋急盼望汪速去南京共商大计，并将以大任相托。汪便未到广州直去上海，那知汪落到蒋的手心以后，就被冷落起来，等等。

    周恩来仔细听着解方的叙述，沉重地呼着气：“根据你讲的桂系和汪精卫的情况，放蒋总的来说是对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但蒋介石的反共本性不会改变，排除异己的伎俩不会收敛。”周恩来举起例子：比如张汉卿先生送蒋到洛阳以后还要陪蒋到南京去，蒋介石使用了激将法对张汉卿说：“你到南京去很危险，在我左右的人不会饶过你的。”故意劝张不要再送。愈是这样张先生愈是要送蒋到南京，哪知道蒋回到南京就把张先生软禁起来，以委员长蒋中正的名义下令朱培德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张先生。以对上官胁迫违反国法纲纪罪名，判处10年徒刑。接着假作人情，用蒋中正个人名义呈请政府特赦，然后又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义宣布准予特赦，交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这是蒋介石亲自导演的丑戏。周恩来加重语气说：“在国际国内的舆论之下，蒋介石不敢公然杀害张先生，还会伪装成以德报怨的样子，以欺骗人民，实际上等于无期徒刑！现在只有把东北救亡团体联合起来，才有希望争取张将军恢复自由。”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周恩来见到宋子文，还质问他：“当时你担保张学良到南京后的自由，为什么没有做到？”宋无可奈何地回答：“其他事情都做了，就是这件事我无能为力。”表示了歉意。

    解方接受任务，到南京去做于学忠的工作。于学忠告诉他，张副司令受军事法庭公审判罪被押解到奉化后，逐渐后悔了。2月间给东北军将领写信，开头两句是“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中间大意是“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最后两句是“西望云天，不胜依依”！于学忠又说：“我到奉化见张副司令时，因为有特务监视，副司令便在报纸边上写了几句话：只要东北军紧紧团结，实现抗战定有希望。”于仰靠在椅子上，大为感叹：“可惜咱们东北军有些人对不起张副司令呀！”

    解方记着周恩来的交代，乘此机会说：“蒋介石实在逼人太甚，分化了东北军，说的话不算数，还硬要把爱国的东北青年斩尽杀绝！百十师（即抗日先锋队）是张副司令亲手建成的，张副司令离开西安时，把这一摊子委托给你了，百十师是直接归你指挥的，如果在你手中被蒋介石解散了，可怎么对得起副司令呢!”

    于学忠一拍胸脯，大吼一声：“包在我身上了！如果蒋非要解散不可，那我也不干了！”

    经过几番周折，这支抗日队伍总算保留下来了。

    ●复仇之剑落到了张、杨的头上

    没有多久，蒋介石的复仇之剑就落到杨虎城头上。

    在这之前，蒋先放出一些和平烟雾：杨部在陕的一些人员原封不动，并且让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除对抗情绪。杨虎城也渐渐平静：“现在和平解决了，在这一事变中，我们得罪了一个人，可是振奋了千百万爱国人士，他们就会继续奋斗，实现抗日。”3月的春光里，他紧锁着的眉头舒展了，希望仿佛已在枝头绽出绿芽。

    春风似乎也吹醒了蒋介石蜇伏的种种念头，吹走了折磨他的病痛。他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主动去看他。这个信息通过宋子文发出之后，并没引起杨的太大注意。后来顾祝同也告诉他这样的话，杨这才觉出这就是“命令”，才决意与蒋见面。

    3月29日，陕西省政府委员李志刚陪杨虎城乘飞机到杭州谒蒋。

    蒋的公馆临近西湖，和暖的春风吹起湖上层层涟漪，柳絮似云团在街面上浮游。杨虎城走进客厅时，一在座的有宋美龄、宋子文、邓宝珊、于学忠、胡宗南。坐定后，杨先问候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

    “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蒋介石很快转入借题发挥，“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他易怒的本性又出现了，对着杨指桑骂槐地数落起张学良：“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虎城面上不好有任何表示，一任蒋介石叨叨：“他打不住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住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他的部队正在火线上牺牲，他和王以哲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样对得起长官，怎样对得起部下!”

    蒋介石越说声调越髙，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明显是对杨的，连宋美龄听着都不入耳，一趟一趟上楼拿苹果和梨给在座的人吃，并且不断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在蒋介石嘴边，和他打浑，蒋的语调这才慢慢轻下来，可还是堵不住他的嘴，他咬了几口苹果，又拾起旧话题：“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杨虎城目光下视，默不作声。

    蒋介石对于学忠讲话时又换了一副面孔：“孝侯只知听从长官的命令，没有考虑选择，以致走到这样的错路，十分可惜。不过，处在那样的环境，对个人来说，也是一次不幸的遭遇，我们是不能深怪的。”他抚摸着椅把，情绪稳定下来，最后说：“张汉卿这些天反省，也已经认识了一些自己的过错。我以为无论哪一个人，能认识过错，就能得到原谅，只要改掉过错就会有他的前途，我向来是这样看人的。比方，唐孟潇（生智）也曾背叛我一次，可是，他表示了真诚悔过，我还照样信任他，这是我向来的作风。”

    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直到最后，杨虎城才表示了极简单的几句话：“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

    从公馆出来，杨虎城对李志刚说：“蒋说的话都是表示宽大，还不是想解除人们对他的戒备，他一贯对人没有诚意，别对他抱什么幻想。”

    第二天，蒋介石又邀杨去谈话，时间很短，杨就出来了。

    于学忠和李志刚想知道谈了些什么坐近来问。杨虎城叹了口气，告诉说，蒋和他的谈话，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蒋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他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无益处，或者起反作用，还不如不提。第二，是问他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得有不方便之处。杨还没有答话的时候，蒋就抢着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大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

    杨虎城抬头望了望于学忠和李志刚，解开军服衣领，让冷风吹进胸脯。他的话略带讥讽：“早就料到会如此的。”

    杨虎城被逼出洋，回国后被秘密关押在重庆息烽。杨十分苦闷烦躁。一天他去周围的杨家山散步，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杨大为惊愕：“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姓名只少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两旁华表上正刻着“龙蟠虎踞”，杨虎城触景生情，连连慨叹：“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

    1949年8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回到重庆时，军统毛人凤请示如何处理杨虎城，问是否要解送台湾。蒋介石丝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叮嘱毛人凤。要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蒋介石十分清楚：“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肯转变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

    就这样西安事变中的两位千古英雄，一个长期被蒋幽禁，直至蒋自己离世；另一个被监禁数年后秘密杀害……

    1961年12月为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周恩来邀请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张学思及夫人、杨虎城儿子杨拯民及有关人士20余人座谈。便宴席间，张学思因台湾报纸发表了经国民党篡改过的所谓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感情异常激动，在向周恩来敬酒时，竞泣不成声。周恩来的酒杯颤抖了一下，也流泪了。他举起酒杯向众人说道：“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

    第07章庐山谈判秘情

    ◆杨虎城被逼出洋，对部下说：“中国军阀哪一个没失败在蒋的手里？能缠下蒋的只有中共，去找周先生，他对付蒋的办法多，而且高明。”

    ◆蒋介石叹气：“周恩来的确是个人才。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周恩来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谈判生涯

    蒋介石在西安见到周恩来时曾答应，如国共谈判，周可直接去南京找他。可蒋介石回南京之后，很快食言，不但扣留了张学良，对周恩来也是避而不见。他把谈判事宜都交给了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可顾祝同做不了主，有事就给蒋介石打电话：“周恩来要求派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

    蒋介石倚在沙发上，对着电话喊叫，他总嫌电话声小：“你告诉周恩来，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时照旧。”

    “他还提出共军驻地及收编问题……”

    “这些你不要给他明确答复，等以后视情况再作商量。”蒋介石想站起来，像平时发指示那样，但被拉直的电话线拴住，他又坐回沙发，厉声吩咐顾祝同：“总之，你要掌握大致方针，现在对内要避免内战，尤其是大规模内战。但是，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

    周恩来听到顾祝同转达的蒋介石的话，非常不快。他向中央提出，去南京同蒋介石直接交涉。毛泽东接到电报，在窑洞里转悠了好几圈，放心不下：如今张学良已经被扣，恩来如再去南京，蒋介石能信守诺言吗？他几经犹豫之后，打电报给周恩来：“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电报发走了，毛泽东还在犯愁，突然意识到什么，半夜从土炕上一骨碌爬起，叫来秘书：“你马上再给恩来发一封电报，就说，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要谈，就欢迎张冲到西安来与恩来同志协商。”

    于是，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就在西安开始。蒋介石委派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代表，以后，又增派张冲、贺衷寒参加。中共方面，仍以留在西安的周恩来为代表，后来叶剑英也参加。双方代表，除了张冲，几乎成了黄埔师生的会谈。总的说，顾祝同态度还算平和，对共方要求在西安设办事处、不再迫害民众团体都作了允诺。张冲临来时，虽有蒋介石当面交待“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三师九团，不可再加”等语，态度也友好，所以双方很快意见趋向一致。3月8日，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做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以便执行。

    当晚他们还请了另外一些黄埔同学一同吃了一顿饭，气氛和谐。

    可等了两天，不见顾祝同回话，周恩来去催问，第三天，突然由贺衷寒出面，拿出另一个修改案，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的改动。周恩来粗粗看了一遍，发现许多难以接受的，如红军改编成三个师后，每师只能有一万人，共三万人；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选派；把停止进攻河西红军的一条也删去了……周恩来有些激动，一口气高声说了出来：“这样的改法我不同意！”

    贺衷寒也挺直了他不太高的身子站着，望着就要走开的周恩来的背部。

    周恩来霍地转过身来，扬起了他那直直的黑色浓眉，盯着这位曾在黄埔军校相处过的学生。贺衷寒也算得上是个风云人物。当学生时加入过共青团，与张国焘闹对立，被开除；他加入国民党后，成为黄埔一期学生中的“三杰”之一；后来又成为复兴社的四大台柱，以理论界领袖自居，但在西安事变时主张轰炸西安，从此被蒋冷落，觉得他有野心，不让他带兵，只让他去和共产党磨嘴皮子。他办什么事好别出心裁，一意孤行。周恩来也感到了他的“寒气逼人”。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周恩来问，在他的话声中流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困惑，不如说是质问。

    “因为，”贺衷寒清晰地、好像报告似地说，“共产党既然承认蒋委员长为唯一领抽，就应该一切服从南京政府的指挥……”他住了口，寻找他更需要的准确字眼，“……红军和苏区应该完全置于南京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陕甘宁行政区只能算一个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各省。”

    他见周恩来目光直逼着他，便不响了，等待着对方大发雷霆。在黄埔军校，作为政治部主任，完全可以劈头盖脸地骂他的学生一顿，当时是家常便饭。

    但是，周恩来并未出声。他望着这个站得笔直的、两眼直瞅着他的蒋军少将，现在，毕竟不是黄埔时期，贺衷寒也不再是他的“学生”，而是对方的代表。他有话只有找蒋介石面谈才能生效。他回到住处，当即电告中央：“贺案意在利用这一机会，束缚我们愈紧，即愈难在蒋面前讨价，特别是以河西问题胁迫我们……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

    毛泽东也很生气，在第二天的回电上特为加了几句：贺、顾所改各点太不像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

    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像通常那样，他开始讲得相当平静，后来就忍不住冲口而出：“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我希望你以原提条文电告蒋先生，否则，只有请你回南京见蒋说明此间的事。”

    张冲稍感意外，思考了一下问：“周先生的意思是这个修改案已经危及到两党关系……”

    “我只是说明我党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没因贺案而有所动摇。”周恩来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略带讥笑地说了一句：“偌大两个党，又经过这么多曲折才坐下来，岂能因贺衷寒一纸空文给搅散了。历史会原谅我们稍稍耽误了一会儿。“

    “既然这样，我们五个人是否再坐下来谈谈?”

    “我看西安也没什么可谈的，我只有直接去见蒋委员长了。“

    3月下旬，周恩来来到上海，在宋子文公馆见到了宋美龄。

    宋美龄已经恢复了往日的风采——西安事变后她一下瘦了五磅。本来她最怕发胖，没了体型。在她屋里有个磅称，她经常称一称。听人家说抽烟能减肥，她就常抽带薄荷味的凉烟，但不起什么作用，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后就抽得少了。她还有个减肥的办法就是发现体重上去了，就停止进食油腻，专吃几天青菜色拉，直到体重下来为止。事变那几天，她出门梳妆打扮也不像从前那样费时，所以脸上显得格外僬悴。蒋介石脱险归来，她不但一块石头落地，而且本身也成了世界性的人物，心里自然高兴，脸上也有了光彩。尤其是美国人更加热衷于她。和蒋介石总闹别扭的史迪威将军就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又见到了美龄夫人，她比我以前所见到的更美，苗条、雅致、动人，白白的瓜子脸像木兰花瓣那样白皙。鬈曲的黑发，松软地从前额梳向后颈，在那儿打成一个光滑的发髻。同夫人讨论了一下战术。我觉得蒋夫人焕发着引人的魅力，在那罕见的美貌后面，蕴藏着魄力、才能和力量。同她相比，蒋介石将军和他的同僚们都显得顽固、不老实，为了鸡毛蒜皮的面子问题耿耿于怀，只关心权力，其军事战略毫无章法，同西方大相径庭。对于蒋介石腐败军队挽救的办法，也许就是由蒋夫人担任国防部长。”除去西方人惯有的夸张，宋美龄的确不一般。

    当周恩来把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给宋美龄，请她转交蒋介石时，宋美龄满口答应，并且无顾忌地说：“委员长在杭州休养，我很快转给他。依我看中共可以合法存在。”

    不几天，周恩来由潘汉年陪同，来到杭州。

    3月的杭州，空气清新，艳桃浓李，花云如织。脱去钢架背心的蒋介石浑身轻松。周恩来进来时，他一直迎到门口。

    周恩来颇有兴味地观察着蒋介石，寻找着对方心理上的变化。在问候之后，周恩来直奔主题：“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谋求同蒋先生和国民党合作，因此，那些所谓‘改编’、‘投诚’一类用语实在难以接受。”

    蒋介石嘴边挂着难以捉摸的微笑：“我承认中共是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由于国共分家，致使10年来革命失败，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入侵，分家之责在于鲍罗廷。我们都应反备过去的错误。我承认我过去也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于没有造出干部，我现在已有转变。”

    周恩来说：“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活动，但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便实现和平民主。”

    蒋介石又摇开手：“不必与国民党合作，这只是我与你们之间的事。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10年20年方能有效，人家都说共党说话不算话。”

    “蒋委员长怎么能这样说呢？西安的事情就是例证嘛。”

    “我的意思是希望中共改变政策后，与我，而不与这个党永久合作；即使我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造成因内乱而使英、日联合瓜分中国。所以我说要研究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似乎不想多谈：“那就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

    周恩来问：“有什么具体办法？”

    “没有。你们中共先商量。”

    周恩来顺势将中共的几点具体要求陈述：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要增加……

    蒋介石变得少有的宽容，立即表示：“这此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必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我不来干涉；军队人数嘛，我不同你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只同你们联络；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

    蒋介石意外的爽快，反而使得周恩来多了一份戒心。从与蒋介石多年打交道的经验中，他知道蒋介石“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谋略。现在，蒋的意图是承认他为领袖，其余的自可放松点。

    谈判是连续进行的，但有一天，蒋介右忽然通知说今天不谈了，要张冲陪同周恩来到莫干山风景区去游览。周恩来心中纳闷，不知蒋介石又要玩什么花招，或者谈判情况有变。在游览中，他和张冲边走边聊，一会便知道今天是蒋介石给夫人宋美齡做生日。周恩来不由得一惊：怎么宋美龄生日同他是一天？（周恩来的生日是1898年3月5日，宋美龄比他大一岁，也是3月5日）奇怪的是，蒋介石为何在3月底给她过生日呢？他干脆不去想它，尽兴玩了一天。

    3月30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络用的密码，飞抵西安。4月初，返回延安。

    毛泽东快步走出窑洞，把周恩来拉进来，指指椅子，让周恩来快坐，快讲讲外面的情况。周恩来除了与蒋介石谈判外，和国民党各个派别都有接触，要说的话很多，他呷了口茶，先从南京方面说起：

    亲日派的活动，较以前改变了一些策略，这是反映了日本解散议会以前的外交面目。欧美派的活动，较前增高。抗日派对我们虽表示好意，但迄未形成政治集团力量，对蒋亦甚畏惧。派是我们在民众运动中，在文化界、教育界的强硬对手，他们最不愿意我党公开，虽然他们并不反对合作。黄埔系分为军官系与政训系，前者如关麟徵、宋希濂等较易接近，后者如贺衷寒、邓文仪等常捣乱我们与蒋合作。士官、保定、陆大各系中亦有接近我们者。

    毛泽东对此分析时常点头。俩人又交换了对各省情况的了解。大致是：东北军已陆续开往豫皖驻防，一般的对我们关系均好；杨虎城部队改编后，托派分子尚未肃清，拟再向其严重提出，否则必会分裂；阎锡山与我们有商业来往，其守土抗战主张确能深人民众，惟甚限制我党活动；韩复榘向蒋提议开六省会议，搞五省联盟，蒋恐不会允许；广西方面现在转坏，胡汉民的新国民党残余入桂进行所谓“清血运动”，所有左派分子均被排斥，其策略是反对南京容共，反对我们联蒋，有接近日本可能；四川刘湘与南京的冲突不致发生战争，伹刘左右极落后，与我们关系尚能保持……

    “我看把这些情况整理后，向国际书记处报告一下，免得人家说我们不尊重他们。”毛泽东提议后，又开了句玩笑，“人家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嘛。只不过有点天高皇帝远罢了！”

    说话间，周恩来已经拟好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稿，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小声念道：“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他把电报递回周恩来，“你告诉他，我们会后你即南下晤蒋。”说完，毛泽东又哈哈笑起来：“如今我们也变成小媳妇了，办一点事也要向远方的‘公公’和南方的‘婆婆’请安了……”

    毛泽东突然敛起笑容：“还有个重要情况，就在你回来的途中，我们西路军大约六千人在甘肃凉州被俘，我准备让张文彬同志赴平凉开展营救工作。”

    周恩来凝眉一想：“我给顾祝同打个电报，要顾电令马步青将被俘人员全部送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

    毛泽东补充道：“对被俘人员不许加以残害，二马不得继续追击西路军残部，应允其转赴新疆。”

    周恩来忽然想起一件事：“听说蒋经国已经回来了，我看让在西安的叶剑英，同张冲去上海见一见小蒋，他在苏联呆了10多年，希望他能以民主思想影响影响老蒋。”

    “我看可以，等叶剑英与顾祝同交涉完西路军的事，就叫他飞上海找蒋经国，”毛泽东侧过身面对周恩来，“不过我对小蒋不很了解，他到底有多少民主思想？能影响老蒋几分?”

    ●杨虎城走了，把斗败蒋介石的希望寄予周恩来

    蒋经国是4月中旬抵达上海的。

    他的回国是得到斯大林特许的。斯大林是在得到中共和国民党两方面的要求而做出的决定。对于蒋介石来说，尽管蒋经国在苏联写文章、演说骂过他，但毕竟是他的亲骨肉，随着年龄的增长，宋美龄又不生育，思子之心日切。西安事变时经周恩来一说，可替他要回经国，父子团聚的念头更重了。蒋介石对侍从副官居一侨说：“经国明天到上海，请陈立夫、戴笠去接他。”陈立夫、戴笠回话，说不认识经国。于是蒋介石又叫来侍卫官、族侄蒋恒祥，问他：“你对经国比较熟悉吧？”

    “小的时候看见过，在一起玩过多年。”蒋恒祥答道。

    “好，很好！你到上海去接一趟，要经国一下轮船就来杭州。嗯，另外，你劝劝经国夫妇，见了夫人，叫声姆妈。”

    “知道了。”蒋恒祥含笑退出办公室。

    可当蒋经国真的来到上海，近在咫尺，蒋介石又犯了嘀咕，不想见到儿子。

    陈布雷看出蒋介石的心思，规劝道：“委员长不必太介意经国以前的事，当年他还是个孩子，说什么，写什么，常常是一时之话，为形势所迫也在所难免，还是早些见见吧。”布雷先生说这番话，虽说是劝解蒋介石也是宽慰自己：他的女儿陈琏也早就参加了共产党，他心里忐忑不安，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他就只好总把她看作小孩子，并不割断父女之情。直到国民党快垮台时，还暗暗地求周恩来保护她。

    蒋介石抬脸看着陈布雷，觉得这个干瘪“秀才”说得在理，没说什么，同意相见。

    一天下午2点半，两辆黑色奥司汀轿车，穿过葱茏翠绿的环湖公路，停在澄庐别墅门前。蒋介石身着深灰色派力司长衫，坐在楼下会客室沙发里阅报。宋美龄身穿紫色绸缎旗袍来到门口迎候。

    蒋经国从车里出来。他中等身材，微胖四方脸上有几点白麻子，穿着一身咖啡色西装，系着一条花条子领带。下车后，他连忙把夫人扶下车。宋美龄笑迎上来，蒋恒祥赶快向蒋经国介绍：“这是夫人。”

    蒋经国有礼貌地向宋美龄问候：“您好，妈妈。”

    芬娜也走上一步，躬身向宋美龄问侯，用汉语说了声：“妈妈，您好!”

    宋美龄笑着点头：“您好，芬娜!”随后弯身吻了孙儿的小脸，又抱起孙儿向楼房走去。蒋介石坐在沙发里，手里拿着报纸，耳朵却听着外面的动静。

    蒋经国进屋后，按中国的传统礼教，双膝跪下，叫了声：“阿爸!”眼圈一红，忍不住哭了起来。

    蒋介石本来威威地坐着，板着脸，被儿子一哭，又被身旁的宋美龄戳了几下，心软了下来，禁不住也落下老泪。

    蒋经国把在苏联带回的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装饰品递给蒋介石，又把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宋美龄。蒋介石看了一眼比蒋经国略髙的芬娜，她金发蓝眼，穿一件蓝底大红花连衫裙，随着蒋经国叫了声：“阿爸。”蒋介石急忙用手帕揩了揩眼睛，把混血儿小孙子拉过来拍拍脑袋，又把芬娜怀里的小孙女抱过来亲亲，脸上露出笑容。宋美龄把一些小礼品送给两个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