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魂颠倒地哭了两天，在手谕后面写了“诚虽不敏，独生为羞”几个字。他这次面见蒋介石，自己已十分愧疚，更忐忑不安的是，败讯传出，蒋军内部舆论哗然，说他是常败将军。何应钦、熊式辉借题发挥，致函蒋介石说：“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

    陈诚慢腾腾地走着，已经忘记了那是严冬还是盛夏，只顾想着自己的退路，不觉已到了蒋介石行营门前。越往房间里走，他那种痛苦的感觉越强烈。他站在蒋介石面前，低下头，准备听像他自己训斥部下的那样：“你们怎不去死，打败仗有何面目见人！”

    蒋介石使劲盯着他。越是不说话，陈诚越感到芒刺在背。

    蒋介石却突然面善地招呼他坐下，一句责怪的话没说，反而自责道：“这回长官伤亡之多，是我带兵以来从没有过的。我自当参谋到现在，从没有这样失败过!”

    陈诚把头低得更低：“这不是领袖的错，责任在我。”

    “我们失败并不可怕，”蒋介石摸完自己的脉搏以后说。“可怕的是江西完全匪化的有六个县，共军已经发展到30万，其扰乱范围在20万方里以上，社会騷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连我们的家乡浙江，甚至海南岛都有赤匪在活动！这样下去，天下将不姓蒋，也不姓汪，倒要姓朱，姓周或者姓毛了！”

    “我没想到周恩来也能指挥打仗，也能计从孙武，诱我们上当。”

    “他懂什么孙武，还不是前几次毛泽东运用的那几套不成规的小小计谋。我的感觉是七分政治还是没有到家！这一套东西周恩来倒是精通得很。他们在经济、武器及其他方面均败坏，惟组织严密。所以我有个打箅，在庐山办几期训练团，由我亲任团长，你具体负责，当副团长，一定要训出精兵强将，我不信剿灭不了共产党！”

    陈诚双脚跟一并，响亮答应：“领袖如此信任辞修，辞修虽万死不辞!”他的这个一听“领袖”或“委员长”就立正的动作，以后便由庐山传遍国民党所有部队，也成了陈诚的一大发明。

    陈诚败兴而来，乘兴而归。他还不知道他的夫人谭祥早已与宋美龄通了气，帮陈诚向蒋介石求过情。蒋介石并不怀疑陈诚的才能，只是觉得部队作风不行，所以想通过训练团改变全军面貌，集中全力对付朱德和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红军。

    陈诚刚走，蒋介石的老同学张群带领戴岳和德国顾问造访。

    说起四次“剿共”的失败，张群献计：“我们要学习水浒传里的祝家庄，在苏区里到处依靠大户人家，建立坚强据点。”

    戴岳也说：“红军炮兵少，应该多修碉堡。我们在广东的时候，大绅士家家有碉堡，土匪革命军也没有办法。”

    德国顾问点头称道：“很好很好。要用碉堡、汽车路把红军包围起来，一圈又一圈，加上铁丝网，层层包围，越来越密，看红军往哪里跑？”

    蒋介石据此制定了“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露”的策略。最后，蒋介石竟欣喜地笑了起来：“哈哈，这可有办法了！一两个月内就开始，再来一次大围剿！”

    蒋介石返回庐山，去给训练团和第一批学员训话。他越讲越激动：

    “……我们子弹打完了，枪上还有刺刀，我们可以用刺刀来刺死敌人；刺刀用坏了的时候，我们还有枪杆可以打敌人；枪杆也打断了的时候，我们还有两只手、两只脚，可以用拳来打敌人，用脚来踢敌人。一一这都是天地父母为我们生来打敌人的！我们如果两只手、两只脚都断了，或不能用了，我们还有一个口，口里有牙齿，可以咬敌人；有舌头可以骂敌人！……一定要把这些天生的武器用尽。一牙齿掉了，舌头断了，然后才可以去死，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和总理的信徒！……”

    这一番“拼掉牙齿”的讲话，的确令学员吃惊不小。有的一边听，就觉得从骨头里往外冒凉气，牙床咯咯打颤……蒋介石讲完，自己也累得躺在藤椅上呼呼喘气。外面求见的戴笠等了很久才让进去。

    戴笠走近报告：“委员长，冯玉祥又出事了！”

    “他有什么事？”蒋介石还在藤椅上前后摇晃着。

    “他同吉鸿昌、方振武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要出发抗日。”

    “叫他们抗日去，我自有办法对付。”蒋介石冷冷地笑道。

    “你回头转告何应钦，日本人要什么条件，都可以商谈。集中兵力，想一切办法包围冯玉祥，叫他赶快垮台。共产党方面有什么消息？”

    戴笠报告：“据匪区来的情报称，毛泽东已被排斥在外。我们的空军起了很大作用，王稼祥被炸伤，险些送命。”

    “传令嘉奖飞行员。周恩来呢?”

    “没有炸到他。炸弹只扔到门口。要是炸到房子里面就好了。共产党的首脑都在里面开会。有一个迹象请委员长明察，就是周恩来最近在组织开办间谍班，他亲自讲话，匪军都新配置了电台……”

    “搞到他们的密码没有？”

    “没有。密码更换很勤，不易搞到。”

    “周恩来就会搞这一套。你要加紧刺探情报，以保证我们这次围剿的胜利。前几次的失败，跟我们的情报不灵有很大关系。”

    戴笠继续报告：“最近福建方面有些不隐，似有反叛动向。”

    “是不是共产党策动的？要密切注意李济深，桂系与我始终没有同心过！如果他们捣乱，围剿又要半途而废，一定要控制共产党与李济深他们搭上勾，我们精力兵力有限，所以要叫敬之对日本人放宽条件，放宽，我们好腾出手来全力围剿赤匪！”蒋介石恼火地几乎跺着脚说话。

    ●“太上皇”李德“两个拳头打人”

    6月，天已经很热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中央局的一份长电，顿时像跌进结冰的洼地。这份长电实际上是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总顾问的意见。长电劈头盖脑地把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意图批了一顿。而且武断地要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即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尽管包括各军团的领导也反对这个计划，但中央局强令执行。

    红军兵分两路，给了蒋介石以喘息的机会。集结在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已达50万人。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大战已一触即发。

    也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预想不到的事。与中央苏区接壤的福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想与红军谋和，一致抗日，派来了周恩来在旅欧时熟识的吴明到延平前线联络。

    “快把朱德同志叫来。”周恩来吩咐警卫员，他想让朱德早些知道这个情况。他自己也和通讯员并肩快走。他很清楚，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结盟，不仅可以立即消除来自东侧的威胁，得以全力对付集结在北线的蒋军主力，并将由于得到盟友而大大增强自己的斗争力量。跟朱德商量后，他于9月22日致电项英、彭德怀，滕代远，建议派袁国平在福建西芹地区同吴明面谈，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经过会谈，彭德怀交吴明带去回信，对十九路军提出的合作表示欢迎。双方在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于9月底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博古虽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红军只得把他看作是“太上皇”。可是这位“太上皇”蛮横粗暴，独断专行，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就会凭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的一点制图技术，成天一人躲在房子里看着地图瞎指挥。谁提不同意见，他就冲着谁大叫大嚷，扬言要处分。

    周恩来还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有时他看见李德那高傲的眼睛，很想跟他说几句话或是提个建议，但是李德却把身子转过去，好像不认识周恩来一般。

    周恩来的眉毛拧在一起，脸色如同挂了霜一般，眼睛含着沉郁凄楚的神色。他骑的那匹马也走着走着停下来，周恩来坐在马鞍上摇晃着，苦苦地捻着胡子。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亲自带着50万人，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由于红军的东路军无法及时北上，国民党北路军顾祝同部在28日抢先夺占黎川，隔断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使得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态势。

    周恩来继续同十九路军秘密联络。10月初，吴明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暗自到达瑞金。26日，双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立即停止相互间的敌对行动，临时划界而治，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那几天，周恩来突然脸上有了一丝笑意。正在红军吃紧之时，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蒋介石不得不将原来用于进犯苏区的主力部队转向福建，使得被挤压的红军松了一口气。周恩来会同朱德，不失时机地向赣东北根据地发出指示，集中兵力，截击敌行动部队。

    朱德喊着：“命令三军团、五军团侧击蒋介石入闽部队！”

    周恩来摇了摇头：“我们现在哪有这样大的权力，我们的这个意见只有报给中央，等待他们的批准。”

    朱德不满地摇摇头，沉默了。

    周恩来把通讯员叫来，把上报文件和与十九路军来往的信件的抄件交给他，让他送到认为十九路军行动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的毛泽东手里，反复交待：“你不要同任何人谈起这件事。有人问起，就说我让你去给邓颖超送信。”同时，周恩来挑选了老练的地下工作者潘汉年去福建联络。潘汉年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个富有的香港妻子，还是上海青帮头子杜大耳的朋友，他很善于在各种人士之间穿梭引线。他走了。周恩来第二天就接到军委的复电：

    我们不应该付出巨大的损失去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

    周恩来的脸显然已转成了灰色，他迅速地眨着眼睛，脸部的肌肉神经质地痉挛。他不相信这是军委的回电。尤其后面一句更让他难以接受：

    以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辈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

    这个训令也使朱德失去了最后一点忍耐力。他向四周看了看，向篱笆扑去，拔起一根木桩，举起来就打……嘴里发狠地喊着。

    以后，中央局和军委又多次来电，严格限制朱德、周恩来的行动。一忍再忍的周恩来终于被激怒了，他向中央局负责人博古和军委负责人项英发去一封电报，申明：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审前请！

    周恩来的电报不但没有改变中共中央的偏见，反而招惹得“太上皇”大发雷霆。他骑上马，来到前线，在周恩来身旁跳下马，把缰绳狠狠地甩给卫兵。约莫有五分钟，他们谁也不说话，默默地步行。似乎，一场不可避免的争吵就要爆发了。周恩来已经准备承受一切后果。李德也显得异常激动。他打量了一下周恩来，把皮帽子直压到眼睛上面，激烈地但非常清楚地让翻译说:“中央局决定取消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一方面军的名义和组织，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

    “那，这些部队谁来指挥?”周恩来诧异地问。

    “由军委直接指挥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

    “我呢？”

    李德是个大高个，瘦瘦的，蓝眼珠，三十四五岁，他用肩膀挤开周恩来的警卫员，两手叉腰傲慢地说：“你回瑞金。前线部队的事你不要过问！”

    周恩来气得一扭身要走，回身对李德吼了几句：“你简直是对一个下级军官说话，狗屁不通！……”

    李德不懂地望着翻译。周恩来讥讽地朝翮译摆了摆手，意思叫他不要翻后面一句。

    ●蒋介石派戴笠收拾同情共产党的“穷酸”们

    啪！蒋介石把有关福建事变的电报拍在桌子上，破口大骂：“十九路军背后戳我一刀，吃里扒外的东西！”

    坐在对面的汪精卫火上浇油：“福建算什么！章太炎那老家伙，我们说察哈尔赤化了，他在苏州偏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马相伯94了，他在上海欢迎马占山，头一句就说，第一杯酒恭贺冯玉祥先生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收复更多的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

    蒋介石不愿听这些，他的心思还搅在福建事变中。

    汪精卫轧出苗头，马上扯过话题：“打败冯玉样靠日本军队柴山、冈村宁次等帮忙；制服蔡廷锴最好由日本海军来几艘大军舰，十九路军吃得住两面夹攻？”

    蒋介石呼地站起来：“现在最要紧的是切断蔡廷锴和周恩来的联系，如果这两股祸水合成一股，不要说消灭赤匪，恐怕连我们自身都难保了！赶快让何敬之在北平想办法，把与日军对峙的部队调到福建！”

    “大可不必。”汪精卫胸有成竹，“他是北平行营主任，而且也来不及，你还是就近找个将领去吧。”

    蒋介石觉得派将领太引人注目，由黄郛向日本人请救兵。

    蒋介石从江西抽调一部分军队向福建进兵，南京又派兵从浙江及江西、福建之间，共分三路进攻。蒋介石特别吩咐：“集中空军轰炸，起很大作用。北边打败冯玉祥也靠空军，不过那由日本多出力量，这回要看我们自己的空军。上百架飞机猛炸，什么阵地也守不住，什么军队也要垮！”

    12月11日，马江上来了四艘日本军舰，大炮对准十九路军，日本人到处贴标语：中日合作，消灭十九路军！

    蒋介石又派人到福建，用大量金钱收买了杂牌军刘和鼎、卢兴邦和厦门市长黄强等人，从内部进行破坏。蒋介石部队越过浙江边界到建瓯一带和十九路军接火，打了10天，蒋军难占上风，蒋介石命令空军一连轰炸几天，十九路军将士依然坚守。蒋介石又运动十九路军谭启秀倒戈，十九路军的前线崩溃，才退至闽西南。蒋介石又用大量金钱拉拢陈济棠、李宗仁，让他们也进攻福建。于是十九路军四面受敌，又寡众悬殊，终于败北。蔡廷锴等逃去香港，部将区寿年等为蒋介石所收编。

    在这前后，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经常找一些看上眼的将领来议军议政。他感叹道：“无论冯玉祥，无论蔡廷锴，集中军力，几十天，几个月，多花点钱，就能解决。唯独共产党手里的军队，越打越多，是何道理?”

    有的说：“共产党善于蛊惑人心，常借什么抗日来博得同情!”

    也有的说：“是我们内部不团结，不能捏成一个拳头对付共产党！”

    还有的说：“最要命的是那些领着我们薪水又反过来骂我们的所谓民主人士！像杨杏佛、史量才之流，专门煽动老百姓同情共产党!”

    会上，蒋介石捻着几根短胡须不吭声，会后就召来戴笠，命令他给这些“穷酸”们一点颜色看看。

    戴笠领命找到杭州警官学校，向教务主任赵龙文交代一番，赵龙文一口答应，除掉史量才。戴笠到上海，却意外地在杜月笙家里碰到史量才。史量才还把戴笠当个人看，忧心忡忡地对他说：“雨农兄，您是能在委员长面前说上话的人，希望有句话转给委员长。”

    戴笠不动声色：“有什么话只管说。”

    “我是个小资本家，并不是共产党。我想，中国人受了日本侵略，要求抗日，只不过希望不当亡国奴而已。为什么就接到黑信，甚至要我脑袋的口气。我史某没有多大胆量，只不过还想替中国人说句良心话。”

    戴笠不住地用手帕包着那张长长的马脸擤鼻涕，发出马一样的响鼻，又像马一样地点头：“史先生为民众喉舌，令人起敬。你能如此与我坦言，不愧为斗士。我以后要多多向你请教，最近不出门吧？”

    “想去一趟杭州……”

    “兄弟一定奉陪。”

    11月3日，史量才果然到了西湖。正坐私人汽车急驰，忽然迎面一辆黑车开过来子，到跟前紧急刹车，史量才正在奇怪，从车里已走出三名大汉，向他连连开枪，然后驾车离去。

    《申报》主编史量才被害了。半年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已被刺杀。

    蒋介石在舆论之下，命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密侦察迅速结案。鲁涤平不敢怠慢，急忙追查，发现黑色轿车是警官学校的，又是赵龙文派遣，情知事情不好，肯定与上面有关，急得去向太太求教良策。姨太太一通埋怨：“叫你少管闲事，你不听，今天看你如何收场?”

    鲁涤平又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又叫戴笠想办法，吩咐不能露了马脚。

    戴笠主意多。

    不出两天，鲁涤平突然“中风”死了。他的姨太太哭得死去活来，大喊：“你死得不明不白，冤哪！”不几天，这位姨太太也突然“失踪”了……

    蒋介石安顿好后方，携兵带将，卷土又向苏区扑来……

    ●周恩来感激地望着陈赓：你救过蒋介石，又救了我

    节节抵抗变成了节节败退，红军不得不大规模转移。为了准备出发，成立了一个三人团。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工作的实行。陈毅在老营盘右大腿负了重伤，坐骨断了，体内有许多碎骨，痛得不能起床，住在红军医院里，又无法开刀，难以随军长征。他在10月9日给周恩来写了信。周恩来立刻下令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装箱的医疗器材，派两个医生给陈毅做了手术。手术第二天，周恩来来到医院看望陈毅。

    他让要起身的陈毅躺好：“没想到你伤得这么重。早知这样不该把你留下。”

    陈毅虽然不太情愿，但仍表示服从：“不留我留谁？这一带我陈某人说句话还会有人响应。”

    周恩来也赞成：“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的斗争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经验，还是你留下来作用多些。你同项英同志一道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但不和主力在一起，困难肯定更大……”

    两人沉默了一阵，依依不舍地握别。

    周恩来又来到邓颖超处。邓颖超还患着肺病，经常发低烧，痰中总带着血丝。周恩来把自己的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和几件换洗的衣服打了卷，坐在邓颖超床边：“你收拾收拾，一起走吧。”邓颖超不太清楚这次战略转移的意图：“我身体不好，不便随军行动，还是留下，等你们回来。”

    周恩来一言难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你还是同我一起走吧。”

    “走不动，还让人家抬……”

    “这是组织决定，个人不能改变。你准备准备，同董老、徐老他们编在干部休养连，随卫生部行动。”

    长征开始并没有设想二万五千里，只想把部队拉到湘西再说。一开始像是大搬家。每个军团都有上千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军团卫生部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打仗，就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后来晚上行军，天亮后宿营，体力消耗很大，许多新兵、民夫渐渐掉队。不到三个月，部队减员一半以上……

    11月，红军开始突破湘粤边境，朝湘桂边境突进。蒋介石急令桂军的白崇禧准备迎战。白崇禧派飞机侦察，见整个蒋军正以大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巳有七天停止不前。正在纳闷潜伏在蒋军中央、不断为白搜集情报的王建平（白的保定同期同学，私交甚厚）发来密电：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进人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白崇禧把兵团部参谋长汤垚叫来，出示王建平的电报，一撇嘴说：“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我现在就到龙虎关去你也在今晚赶到平乐来，召集民团指挥官蒋如荃和县长、乡长到平乐开会。你先打电话叫蒋如荃准备，你有时间也可以到龙虎关去看看沿途公路桥梁车渡的情况。今晚到平乐再见。”

    汤垚稍犹豫：“这个电报靠得住吗？如果把主力扼守龙虎关，万一共军由灌阳、全县亡命突入，不怕夏威支持不住而蒙受重大损失吗？”

    白崇禧勃然大怒：“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如果夏威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县，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的精华。你快去照办，不必多言。”

    汤垚到了龙虎关，见沿途无数民夫抢修公路桥梁，彻夜不停，连妇女小孩也都加入。晚7时，白崇禧在平乐准时开会，当众宣布：“龙虎关到平乐一带民食一律供给军用，由县府发给粮票，以后给钱。如有藏匿不缴者，以有意留给共产党论罪！”并于当晚下达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主要内容是：灌阳至永安关只留少数兵力，全县完全开放，第七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

    红军主力旋即轻而易举地越过湘桂边境的灌阳、永安关、文市、石塘，沿桂北直趋贵州。桂军一俟红军主力通过后，立以主力由龙虎关突至灌阳的新圩，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的伤病号及群众；同时，将侵人桂境的蒋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的各一部加以缴械。所不同者，红军的伤病号都解送蒋介石处报功，而万周两师的被缴械者，则一经说明绝不再进入广西境，即退还武器，送出边界。

    蒋介石闻知白崇禧这一狡猾措施，愤怒地急电责问：“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白崇禧也不客气，复电反驳：“职部仅兵力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白崇禧还引了一段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接着说：“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挡彭匪德怀狼奔豕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东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白崇禧越写越自由，一边夸大自己的战果，一边对蒋介石横加讥讽：“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以较钧座竭全国賦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社同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20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

    白崇禧恶作剧式的电报把蒋介石气得要命，他解开使他窒息的军服领子，舔着焦燥的嘴唇，翕动着鼻孔，默默地坐着。数度逼蒋下台，使蒋记恨白崇禧已久，但因其拥兵自重而无奈。据说1949年退台之后白家还为蒋的指使抄了家，甚至白的死因也成了一个谜。

    蒋介石对白电置之不复，只严饬向贵州尾追勿得稍纵，并亲自飞到贵阳督师。他实际上成了战场指挥官，撇开了薛岳的前敌总指挥部，调动部队都是他亲自打电话。当他急调廖磊的第七军星夜兼程前进时，廖复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哭笑不得：“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眼看着红军麾指贵阳，贵阳城防兵力不足两个团，蒋介石只好急调云南军阀的部队“救驾”。此外，命令空军连番侦察敌情，确保飞机场的安全。并挑选了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备好12匹好马，两乘小轿，以便蒋介石和宋美龄能随时逃走。

    白崇禧更加公开嘲笑蒋介石：“蒋老总指挥作战连一个交警大队、一个步兵营也要干涉，弄得前方将领束手束脚，动弹不得，别人说他是步兵指挥官，我说他是步枪指挥官。”

    部下劝他：“白副总，你说话要是叫他听见，岂不惹杀身之祸！”

    白崇禧哂笑道：“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敢向老头子说话，我是他的老朋友，为了国家的存亡，不能不讲真话，难道我讲了真话就是反对他吗？”

    1935年上半年结束时，由于追击红军，薛岳、胡宗南带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驻了四川，控制了四川的局面。加之龙云投靠了蒋介石，使蒋介石多年来梦想统一西南的愿望，总算得以实现。他把这很大程度归结为庐山办训练团的功劳。所以一进川，就派陈诚创办哦眉山军官训练团，他自兼团长，陈诚和四川军阀刘湘任副团长，轮训武官营长以上和文官县长、中学校长以上人员。蒋介石第一次来到成都，登上峨眉山勘察地形，选择校址。

    蒋介石一行从哦眉山脚下报国寺出发，经过伏虎寺，驻节半山，再登临顶峰。在圩池之间，卫士们租了一所外国人避暑的竹木小屋，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居住。侍从人员也租了一所洋人的简易房子，分居左右。他们用大竹管接来山溪水，供蒋介石饮用。溪水经过沙石过滤，清冽味甘。蒋介石品了品，不住点头：“比蒸馏水味浓，好喝，跟青岛崂山矿泉水差不多。我以后就喝这种溪水，但一定要注意过滤清爽。此地人多吸食鸦片，防止这种恶习污染。”蒋介石对峨眉胜景极感兴趣，两次乘坐滑竿登金顶游览。蒋介石用望远镜观赏四周风景。舍身岩下，万丈深渊。听说有人追求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曾纵身跳岩。蒋介石用望远镜看了一阵，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就把望远镜递给宋美龄。宋美龄看了半天，放下望远镜，感叹了一声：“愚人何必去舍身呢？”第二天，蒋介石早早到达金顶，果真看到了日出、云海、佛光、圣灯的“四大奇观”。一轮红日在万云簇拥之中突然跳出，顿时漫山遍野红透，云海翻腾，蒋介石大喜，以为吉兆。峨眉的山猴子是出名的顽皮。文明点的被人称作“猴居士”；野蛮点的被人叫“土匪”。最要紧的是不能去招惹打它们。它们一旦被伤害，就会群起而攻之，以至伤人发生意外。所以蒋介石和宋美龄外出游山，侍从事先就要在路口注意猴子的动静，或者把猴子引幵。可是宋美龄又特别喜欢引逗猴子。卫士又把猴子引到路旁，让它老实蹲下，让宋美龄幵心逗弄。蒋介石在一旁也笑得格格有声。

    王稼样身边的王斌医生找来，他给周恩来做了身体检查，发现肝脏肿大，下缘竟达到右肠骨窝，右侧下胸及上腹肿胀，胸围右侧比左侧大四横指。王斌认为是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无疑了。幸好药箱里还有依米丁注射液，就给他每天打一两支，没有别的办法。医生还在担心，万一脓肿破裂到胸腔或腹腔，肯定有生命危险。医生急得只好让人到六十里外的山找些冰块，放在周恩来的肝区上缘冷敷，每天从早上10点敷到下午6点。人们还是担心，又把邓颖超从干部休养连接来，一起护理周恩来。其实邓颖超自身也难保，从长征开始前就患肺结核，经常发低烧，痰中带着血丝。她一看周恩来昏迷不醒，急得不行，就在周恩来木板床旁边的地上铺了点稻草，躺下。一看周恩来那件灰色毛背心，爬满了虱子。她用指申掐着，竟有一百七十多只，血把指甲都染红了。被风吹刮着的营火哔剥地爆响着，有人在剥那些战马的皮。地面上的几万红军，都在担忧。周恩来轻轻动了一下，在他不安的脸上，往外突出的颚骨显得黑黝黝的。他开始呻吟，说肚子痛。邓颖超和医生把他扶起来大便，竟排出半盆棕绿色的脓，高烧也逐渐减退。他清醒过来，一看邓颖超在身边，好生奇怪。马上嘱咐人：“快，给一、三军团发电报，问他们作战计划执行得怎样？”

    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杨尚昆正在屋里转圈。马上要过草地了，原先抬担架的同志一个个病倒了。彭德怀已经命令扔掉两门迫击炮，腾出40名战士，专门负责抬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重病号。当时红军总共不过八门这样的炮。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负责组织担架队，他们为找个担架队长犯了愁：这个人必须有高度政治责任心，能吃苦，同时要有点医学护理知识。这在多半文盲的红军里实在难觅。

    突然一个自称“大知识分子”的人冒了出来：“我来当担架队长！”

    彭德怀扭脸一看，又泄了气：是陈赓；红军干部团的团长。彭德怀意外地大笑起来：“你是个瘸子，还是先保住你自己吧！”

    杨尚昆也直摇头。陈赓的腿部多次负重伤，现在走路还一拐一拐的，再说干部团里管着百十号人，说是“团”，其实好多“团员”都是师团干部。

    “你们放心!”陈赓能说会道。“我陈赓没多大本事，可对革命是心地赤诚，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就一定能把周副主席安全抬到目的地。”

    也只好“瘸子”里拔将军了。8月21日，由陈赓担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去抬担架，抬着周恩来向着荒无人烟、充满沼泽和泥潭的大草地进发。周恩来不愿看到同志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地抬着担架，几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下来自己走；然而他已衰弱不堪，身不由己了。（19年后杨立三去世，担任着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说什么也要亲自为杨立三抬棺送葬……）

    走出草地，周恩来感激的目光望着陈赓，说：“东征时，你曾经救过蒋介石；长征路上你又救了我！”

    陈赓笑了，两手做了个遗憾的动作：“假如那时我知道我们的蒋校长竟如此反动，我说什么也不会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了，弄得我们和他斗到现在!”

    周恩来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按现代医学的说法简直不可能。王斌医生后来分析：如果当时肝脓肿不是和横结肠粘连，脓肿破裂后不是穿入肠内而是穿人腹腔，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周恩来是不可能被救治的。可奇迹偏偏在命如游丝上发生了。当时陈赓闭眼双手合十念了一道“经”：“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周恩来在1976年临终前，对一直在医疗组工作的王斌医生说：“你40年前对我的救治，使我多活了40年……”

    ●蒋介石再遭刺杀，再度逃脱

    1935年9月中旬，正在峨眉山给军官训练团讲课的蒋介石，突然接到薛岳、胡宗南的来电，说红军巳跨过草地，突破封锁线到达了阿坝和巴西地区。蒋介石在震惊之下大发雷霆，当即将失职的师长撤职查办，并急调江西的三十七军，同时命令东北军在甘肃的静宁、会宁、天水和陕西的平凉一带堵截红军。又利用陇南土匪出身的新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及天险腊子口。

    不到10天，蒋介石心情忧郁地下了峨眉山，还没坐稳，戴笠来报告红军已突破天险，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业亦会师，并统一由毛泽东率领。戴笠说得又快又急促，不时被蒋介石所打断。蒋介石时刻绷紧的身架一下瘫软下来，大声感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戴笠站着不动似有更重要的事要摄告：“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有北上动向！”

    蒋介石并没吃惊：“这我知道。他们不是共产党，好对付。”“可他们的军队已进入湖南衡阳，委员长派去的军队顶了一阵，现在成了僵局，只怕时间长子，军心有变。”

    蒋介石喝着水：“我们就是要坐观以变。但变的不是我们的军队，而是他们。广东粤军首领黄光锐，拿了两千三百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