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许多党员动摇，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是不是顾顺章的主意？〕，由张起草《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由我派人送登上海各报。哪知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申报》上却由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季源溥（中统侦缉队长）警告《申报》史量才不应刊登，史居然拒绝。他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按理说，在三十年代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谁也不曾料想，这个国民党并不经心制造的小伎却使周恩来半生受害一一又过了一个35年之后，早已成为历史的“伍豪事件”又被天津的红卫兵翻了出来，并把那些旧报的抄件送江青手里。江青立即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分别写了内容相同的信，抄录了伪造的启事。信中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某某)，要求同我面谈。”她企图以此“拿住”周恩来。

    周恩来在两天后即作出反应，给江青回了信：“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这一天，周恩来还让秘书调来了当时上海的旧报，再次核对，并给毛泽东写了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曰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在我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问巳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是记错了。

    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曰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曰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毛泽东阅信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1932年，毛泽东就在江西的井冈山。1967年年底北京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又提到了“伍豪等启事”。毛泽东在第二年的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这一年的5月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专门提到：“像许世友这样60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他让周恩来在适当场合给大家讲一讲，录个音，存入档案，免得老有人拨弄是非。康生、陈云都证明此事纯系伪造。周恩来对此事极为认真。1968年1月10日，他通知江青，巳将所有有关材料和信件拍照存档，附信说明：“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习（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周恩来专门在录音两字下面加了着重点。

    林彪“爆炸”以后，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6月23日，周恩来讲了，并录了音。陈云也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病情加重，第八次被送进手术室，他自觉此次生死难卜。在进手术室之前，他让秘书要来了1972年6月23日所作报告的记录，吃力地抬起颤抖的手，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九、二十。”而后仰起苍老的脸，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去世以后，邓颖超多次给侄儿侄女们讲起这段旧案。

    1979年国庆节，周秉建结婚。利用这次聚会，邓颖超说起“伍豪事件”：“当时党中央知道这是敌人对你伯伯的诬陷，也处理了这件事。但是，1967年上半年，‘四人帮’又翻出这件事，来陷害你们的伯伯。正好有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这是假的，很快拿出了当时的证据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是敌人伪造的，不能相信。’现在‘四人帮’已被粉碎了，组织上要搞一套材料详细说明这件事。这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历史，关系到你们伯伯的历史，也关系到你们下一代的事情。所以我感到有责任向你们讲一讲，以后，如果有人问起来，你们应该做到心中有数。”

    第05章兵戎相见的时刻

    ◆蒋介石督军剿共：“现在共产党里的周恩来、林彪、徐向前等人都是把我们黄埔的法宝偷去了，又掉过头来对付我们。”

    ◆周恩来感激地望着陈赓：“东征时，你救过蒋介石；长征路上又救了我！”

    ●苏区，毛泽东遭打击

    进入苏区前的周恩来为便于化装成富豪迷惑敌人，蓄起了长胡子，到瑞金后一直留着，所以大家都尊称他“胡公”。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但只有三天，他从红军干部嘴里总听到一个口头禅：“抓ab团哩！”真正的ab团是1927年成立于江西的一个反动组织。是蒋介石指使陈果夫非法圈定江西省党部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专门排斥左派和共产党人，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四一二政变后，ab团解散。但中央苏区盛行这个词，ab系anti-bolshevikl（反布尔什维克）一词之缩写，ab团成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集团”的代名词。

    周恩来问一名红军团长：“ab团到底有多少人？”

    红军团长抿嘴一算：“据说有六千吧。”

    “你怎么能确准他是不是ab团呢?”

    “哎，前方战事这么紧，哪有时间审问清楚，有人揭发就行了，这也是不得已。”

    “就这么个不得已！”周恩来摇头。

    他到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去，刚坐下，长汀县委妇女部长李坚贞正好跑进来，要找省委汇报。周恩来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啦?”

    李坚贞也不知坐在面前的是谁，扬起脸铿锵有力地说：“抓反革命！”

    周恩来被她那付认真的样子惹笑了，问：“抓反革命，好哇！你说说，是怎么抓的”？”

    李坚贞是个爽快人，感到问得莫名其妙：“不就这么抓嘛！”她看看自己的两只手。

    “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呢？”

    单纯的李坚贞左顾右盼，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旁边的人告诉她，这是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李坚贞对自己的冒昧不好意思起来。

    周恩来跟她谈起自己的想法：“斗争土豪劣绅，成份一定要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个也不要冤枉。”

    然而肃反的雪球越滚越大，已经成为中央苏区的工作中心。

    周恩来对打ab团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日感不安。他已经看到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领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取反革命欺骗下的群众，相反的，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经过他的工作，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基本上得到了制止。

    然而远处上海的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推行的是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并指责毛泽东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是小农的狭隘思想。

    在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指导下，从1932年初起，中央红军未能用主要精力作下次反“围剿”的准备，而是按中央指示发起多次进攻作战。第一个“进攻”就是赣州战役。

    在打赣州问题上，周恩来有所失误。1931年12月6日，他在赴中央苏区前夕，在上海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电，提出了“首取赣州，迫吉安”的要求。很显然，靠红军当时的实力，难取赣州。周恩来于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后，了解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随即改变了在上海时的看法，于1932年1月上旬致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意即不同意去攻打赣州。但中央复电坚持原意，要求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上，毛泽东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反对打这一仗。朱德也不同意打赣州。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人却坚持说，只要打下赣州城，把“中央”迁移到那里，不就实现了“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吗？周恩来倾向于执行中央指示，认为在中央指定的三个城市中，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最后表决时，赞成打的占了多数。结果，红军在一个月内连续四次爆城进攻，均未获效，且伤亡很大。蒋介石得知红军攻打赣州，立即命令陈诚派兵赴援。红军久攻不下，只得撤围。

    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后方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顾作霖、邓发、项英）与前方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军事战咯方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后方中央局成员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毛泽东，在会上对毛泽东的所谓“错误”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周恩来则对毛泽东作了大力维护。

    周恩来也发言承认：“前方同志在会议前和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他又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由他周恩来自己负战争总责的意见。“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持战争上。他在前方可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反对者们摇头。

    周恩来深思后提出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一是由我负作战总责，泽东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他的目光巡视着会场，希望有人附和他的意见。

    不料还是反对的意见居多。有人说道：“毛泽东对错误承认和了解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和行动方针上还是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扬了扬：“不要争论了！中央局不能全权信任我，我如何能负全责？我还是离开前方吧！”

    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罢免了。在离开前线返回后方时，毛泽东拉着周恩来的手说：“如果前线需要我，我会立即赶来。”

    身材修长的毛泽东刚满40岁，他洒脱的样子，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与其他领导人相处时，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和笑话，这些格言和笑话初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细一琢磨，总有一定的含义。他退居到瑞金沙洲坝元太屋。这是一幢地主的旧祠厅，门前有一棵百年老樟树。随着斗争的深人，与毛泽东意见一致的萝明被责令停职反省，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毛泽覃、古柏等被撤了职。毛泽东心急如焚，时常来到那棵大樟树下，一坐就是半天，一连几天不说话，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那时与毛泽东接触后来成为共和国风云人物的，有比他小14岁的林彪。他积极追随毛泽东，毛泽东也信任他。林彪长期指挥的红一军团也是毛泽东统率的一支武装。林彪那时就不爱与人交谈。他的保卫局长罗瑞卿却很善于交际。罗和林的经历相同，都是走的黄埔军校一一国民革命军——红军这一条道路。还有曾拍桌子叫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又真心真意促请毛泽东回来的陈毅；有曾好心劝毛泽东暂时离开一下、当时也为毛泽东所不解的朱德；有爽直、严厉能打硬仗的彭德怀，他一直积极支持毛泽东。但只要他认为不合适，立刻直言不讳。他的军团政委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杨尚昆；另一个从苏联回来的大个子萧劲光，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毛泽东的挚友。毛泽东曾开玩笑说，我那首《卜算子重阳》就是写你的。“一年一度秋风劲”的“劲”字，“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光”字，就是你的大名嘛！罗荣桓是毛泽东的另一位同乡、挚友。毛泽东后来说过：“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邓小平也差不多。”

    不久，从蒋介石那里逃出的陈赓，遇到了走村串户的毛泽东。他不清楚宁都会议发生的事，好奇地问：“老毛，你怎么在这儿？”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我在帮县苏维埃催粮哩。”

    毛泽东去了后方，但苏区中央局一些人对周恩来仍很不满，认为他“斗争上是调和的”。周恩来给中央的电报也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

    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又面临着险境。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重心已从湖北移到了江西。一场更加激烈的大战的序幕就要拉开了。

    ●—方是蒋介石，另—方是周恩来与朱德

    这个时期，国共两党的上层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蒋介石经历了暂短的下野，又重掌权位，当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主政，手中无兵，也就没有实权，处处受制于蒋介石。蒋、汪联合很快又变成了实际上的蒋家独裁。一些为民主抗日奔走的国民党人士，对蒋汪的南京政府失去信心，决定不再与他们同流合污。蔡元培毅然同蒋介石分手，到上海与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给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争取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冯玉祥上了泰山，住进了普照寺，潜心读书，研究国政。不久，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与日寇进行着浴血奋战。李济深北上力劝张学良发兵打回东北老家，未果，李济深返回南方，另谋反蒋途径……

    1932年5月21日，蒋介石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重新纠集5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6月7日上午9时，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出发，6月18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五省清剿会议。

    “从前面三次围剿的失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仅凭军事力量根绝共党武力，是颇为困难的。”蒋介石站在讲台上，一手叉腰，一手使劲地挥动着。“那么靠什么呢？要靠争取民心！怎样争取民心？最重要最具体的措施莫过于保甲制度！”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曾使用过的一种统治工具，据蒋介石考证，在北宋时代就施行过。

    蒋介石又讲起黄埔时期那段荣耀的历史。“北伐东征的胜利靠什么？靠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现在共产党里的周恩来、林彪、徐向前等人都是把我们黄埔的这一法宝偷去了，又掉过头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的失败不是他们的真正强大，而是我们自己的失策！最大的失策就是丢掉了七分政治。除了我刚才讲到的外，七分政治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地方武装，要把民团一律改成保安队，由政府发给武器，派军事教官训练！”

    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出发后，蒋介石常住在庐山。庐山成了国民党中央的实际所在地。让手中无实权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空守石头城。

    蒋介石这次围攻革命根据地的战争，前后持续了九个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蒋介石以主力向鄂豫皖、洪湖、湘鄂西三个地区进攻，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在七里坪给敌军以重创，蒋介石的“七分政治”也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在胜利后盲目轻敌，认为国民党的军队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在敌军重新集结大举进攻之下又惊慌失措。10月10日，中央分局在黄安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退出鄂豫皖，向西北转移，洪湖的红三军也被迫向湘鄂川黔转移。

    1933年1月24日，蒋介石派邓士萍在南昌设立行营。随后蒋介石也抵达南昌。南昌城里教堂的大钟刚刚敲过五下，太阳就要落山了，暮色四合，预示着白昼瞬间就要逝去，因为那天下午云雾沉沉，空气十分潮湿。这种情况在江西的冬季是司空见惯的。蒋介石在召开军事会议之前，特为召见了从鄂豫皖回来的曾扩情。他曾利用黄埔一期同学关系，给在红四方面军的许继慎师长写了一封“假信”，让正在大抓“人8团”的张国焘信以为真，将许无端处死了。蒋大为赞赏曾的作为：“你能够放弃平静的生活，并用自己的名声去换取敌人的一切机密，很好，很好。”同时他问起朱毛红军的情况。

    曾扩情把红一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变动情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大为高兴，连连说道：“周恩来做政治鼓动可以，指挥打仗未必能行，我们已经兵临城下，全歼共军在望。”蒋介石正襟危坐，低声继续说，“你转告康泽、戴笠、贺衷寒等复兴社同志，多多打入共军内部，掌握他们的动向，并伺机策反，配合我的军事大略。”

    曾扩情唯唯称诺。

    蒋介石又把陈诚召来，命他为中路军总指挥，统辖抚河流域所有部队。陈诚是第一次统率这么多部队，这也是他入伍就梦寐以求的。他真想就地欢呼，然而还是屏息打了一个立正，并以他的坚强目光去迎接蒋介石那苍鹰般审视的目光。他既感到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

    “辞修呵，”蒋介石似乎冷静下来，“你已经看到，革命在蓬勃发展，但是革命总要有个靶子，简单地说，这个靶子就是取一个人的人头，或者是朱德，或者是周恩来，或者是张国焘……总之这个头就是共产党的灵魂，核心，只要他们一倒，共党的旗帜就倒了。如果我们也讲七分政治的话，这也就是七分政治！”

    这时蒋介石容光焕发，目光炯炯，薄薄的嘴唇变得通红。其他军官的目光也集中在他身上。

    “不成功便成仁，快刀斩乱麻!”陈诚表态，他第一次提高了嗓门，同时晃动着他那端正、高傲的头。“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用精锐的军事力量打败周恩来的政治手段的！”

    蒋介石把陈诚送走时，还在念叨：“成败在此一举。周恩来没有指挥过大仗，但其聪明机智过人，这一点不得不防，不要再使其逃脱。”

    陈诚回来后不敢大意，把制定的作战方案一改再改，多次拿去与蒋介石磋商。

    周恩来和朱德担起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指挥重任。使他不安的另一件事是来到瑞金邓颖超的母女俩在生病。尤其是邓颖超，因为疲劳过度，肺结核又复发了。周恩来看着她咳个不停，而且咳出了血，吓坏了，流出了眼泪。他清楚地记得他的母亲和嗣母都死于肺结核。他把邓颖超送进傅连辑的瑞金医院。傅连3章安慰周恩来：“你放心走吧，我自己也得过肺结核，我知道怎么办广邓颖超目送周恩来离开，躺了几个月就爬起来，去做根据地妇女的支前工作。母亲杨振德也加入了傅连日章的医疗服务队，用土方配制草药，上年纪的人都愿找她。

    周恩来自己也瘦得厉害，从外表看像是50岁的人。他的颧骨尖尖地往外突出，挺神气的胡子也垂了下来。但他腰杆挺得笔直，一派军人的气概，又显得年轻，好在总司令朱德与他的配合很好。朱德虽然朴实得像个“伙夫班长”，但结实的身材显示着充沛的精力，他的军事指挥才能都表现在他那刚毅的脸上。他刚从前线回来，那双草鞋溅满了泥浆。在他的背上和脸上满蒙着灰尘。周恩来在他的身边坐下。他们和战士一样，都头戴五星军帽，身穿褪色灰军衣，腰围皮带，腿打绑带。

    这是他们的所谓“司令部”。房子很空，墙上挂着缴来的敌人的军事地图。中间一张四方桌，一张小学生上课用的矮桌子，还有几张南方的矮凳子。旁边是个门板床，上面铺了几把稻草，周恩来有时盖条旧毛毯在这躺一躺，没有枕头，就垫上一块砖。1月2日，他和朱德随军出发。5日、6日，在黄狮渡首战告捷。8日、9日，又在浒湾同敌孙连仲、吴奇伟部展开激战。这两战，俘敌四千，缴枪四千。战斗一结束，周恩来就向苏区中央局建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一带，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待抚州等北线敌军出动增援或进攻红军时，消灭运动中的敌人。

    “中央局来电了，不同意我们的构想。”周恩来站起来，把手枪推到屁股后面去。

    朱德不满地皱起了眉头，突然转过身子，握紧了拳头：“他们是害怕作战地区离根据地远了，又怕主力北上后敌人向根据地大举进攻，他们顶不住！”

    “我看咱们先停一下，力争按我们的想法打。”周恩来果敢而又清晰地说。

    “能拖得住吗？”

    “我看够呛。”

    周恩来的揣测果然不错。与他的建议相反，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作战方针的重点是要红一方面军集中全力，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打破敌人的“围剿”。中央局的电报措词严厉：

    我们绝对地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上述指示！

    “这电报能把活人憋死。”周恩来把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原定的计划有什么错？更没有什么以为敌人退却而不进攻的右倾观念嘛！我再向他们申述。”

    周恩来伏下身子草拟电报。朱德呸地唾了一口，急遽地转过身子。他脱去军帽用手很快擦去大冬天跑出的汗，大声说：“干脆叫他们上来指挥算了！”

    电报发出去了。到第二天，周恩来点上小油灯，还不见回电。焦急的心情迫使他又发去一封电报，强调：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人进攻与截击的观念……

    还是没有同意。周恩来托着下巴踱来镀去，又坐到四方桌前：“不行，我还得争取。”写毕，周恩来向朱德念着要点：“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

    朱德拿过电文，远远地放在自己面前，接着用手指向上面戳了一下：“你列举了攻城的三条不利：损伤大；不能筹款；耗费时日，我看再加两条：一是易暴露企图；二是易受敌两面夹击。”

    周恩来把两条加进去，把副官叫来：“十万火急，马上发给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

    中共中央的第一部秘密电台，是周恩来1930年在上海中央时亲自建立的，当时只通香港，因为中央苏区还没有电台。1931年红军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电台后，就正式同上海中央通报了。中共的第一本高级密码，是周恩来编制的，并用他的代名“伍豪”来命名叫“豪电”，是1931年任弼时带到苏区中央局的。

    局势的急剧发展，已不容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充分的讨论。蒋介石已增调部队作出新的部署，在抚河以东调动敌人已无可能，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2月3日，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明“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要求中央局对前方只给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至于“具体布置，似宜属之前方”。

    可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局却寸步不让，于次日复电：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攻击坚城……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布置……

    周恩来接到电报，脸上的肌肉不断地牵动着，他皱起眉头,看了一眼王稼祥，喃喃说道：“你的这位老同学不知犯了什么邪。”

    王稼样扶了扶眼镜，生气地把手插进口袋里：“他就会坐在首都发号施令，左一道命令，右一个指示，根本不懂军事，还在那里瞎指挥！”

    朱德也在闷头生气：“不理他！我们还按前几次老毛的办法，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我看那一招很灵。”

    他们一面向中央局报告了布署，一面率队向南丰开进。12日，完成了对南丰的包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陈诚对此立即作出反应：一面命令南丰守军六个团据城坚守，一面急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歼灭。

    建宁的指挥部里紧张到了极点。南丰城外的树林，已经处在敌人火力的直接威胁下。周恩来拿起了望远镜。几分钟默默地过去了。他的目光和朱德老练的眼睛相碰。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当机立断，不待请示中央，立刻改变了原来的军事部署。留下少量部队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向东面的黎川转移，吸引敌人的两个纵队；而将主力四、五万人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那几天适逢连日阴雨，山野昏暗，浓雾侵没山头。加上群众封锁消息，敌人大摇大摆地东进，不知不觉进入红军伏击圈。拥有优势兵力的红军出其不意地突然猛攻。经过两天激战，将敌军两个师几乎全歼。这一仗红军的指挥员极为认真。一军团长林彪亲自检查侦察员是否派出；师政委刘亚楼举着望远镜监视山下的一举一动；军团政委聂荣臻也在用望远镜观察，刚对团政委杨成武说了句：“这是紧要关头！”杨成武热血涌上脑门，扬起驳壳枪，边跑边喊：“同志们跟我来，冲呀！聂政委刚才讲了，这是紧要关头，冲呀!”聂荣臻自己也带着特务连冲下去，扑向谷底……清查俘虏时，没有发现敌五十九师师长。军团部电台班上山砍树架天线的人回来告诉聂荣臻，说抓到一个俘虏，是个当官的。聂荣臻认识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忙问：“脸上有没有麻子?”

    电台的战士一回想，肯定地说：“有。”

    聂荣臻兴奋地说：“就是他，快把他清查出来!”

    一查果然是。

    紧接黄陂大兵团山地伏击战不久，3月21日，又打了一个大仗，即著名的草台冈战斗。这中间出了几次危险：

    一次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正在一座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肖华等领导都在。会议开始后，来了两架敌机，因为天气不好，大家以为敌机找不到目标,听着外面的防空号，也没去躲避，若无其事继续开会。谁知敌机一到头顶就俯冲下来，扔下第一批炸弹。王稼祥忙停止会议，收拾起桌上的文件，叫大家到外面去隐蔽。刚走到门口，敌机又过来了。刚18岁的肖华等青年军官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景，撒腿就往外跑。周恩来猛一把把他拉进门坎内，大喊一声：“卧倒，快卧倒！”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听轰隆一声，掀起和震落的尘土铺头盖脸地落了一身，周恩来护住了肖华，用手帕揩了揩脸，冲大伙一笑：“蒋介石知道我们在这里开会，派飞机给我们放炮庆祝呢。”但很快敛起笑容，浓烟过后，他发现王稼祥倒在地下，弹片打进了右腹部，炸断了肠子，周恩来立即叫军委卫生部长贺诚亲自带领医务组和警卫班，把王稼祥送到瑞金红军总医院抢救

    另一次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林彪正在前沿指挥位置写作战命令，敌机一颗炸弹下来，气浪把他吹到了山坡下。管理科长负了伤，聂荣臻和另一名师长也被吹倒在地。他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又去指挥战斗……

    也有许多趣事。从上海撤来的原特科的同志如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大多能编能演，紧张的战事之余，还要创作一些节目演一演，鼓舞士气。罗瑞卿、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肖克、杨尚昆、肖华等人都成了战士剧社的名誉社员。《杀上庐山》就是周恩来打的腹稿，由胡底编剧、讽剌蒋介石无能的话剧，以后演了好几年。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发生了一个大笑话：当时部队流行疟疾，在战斗中缴到一些西药，有的西药上没有标签。军团卫生部的人拿来上上下下看了看又嗅了嗅，说是奎宁。大家一听如获至宝。军团部是近水楼台，机要科黄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正发疟疾，就先给他俩服用了。谁知黄科长几个人吃了药，竟然像发了疯似地从山下跑到山上，又从山上跑到山下，一边跑一边乱抓自己的心窝，呲牙咧嘴地在胸脯上擂鼓。人们都被黄科长的一反文雅常态惊呆了。这时卫生科长猛地想起：“不好！这不是奎宁，是兴奋剂的吗啡！”

    他这一说，人们顿时还过神来，有人怀疑：“是敌人有意破坏吧！”

    此话一出，便有人要遭殃。当时抓人8团的风还没过，首先就追查到军团部的医生游胜华，他是瑞金中华红色医务学校毕业的，是红军自己培养的“土”医生，本人是党员，家庭是贫农，难道是他搞破坏？不会。往上追，追到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戴胡子。他在吉安城内开私人诊所，是红军打下吉安时，动员他出来参军的。是否他是人8团？再往上追，追到军团卫生部长姜齐贤。他在被红军俘虏以前还是国民党的中校医官呢，像！这些被怀疑者都很紧张，旁人也替他们捏把汗。

    聂荣臻亲自参与调查处理这件事，发现确实是误用了药，并非蓄意搞破坏。保卫局长罗瑞卿和他配合得很好，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聂荣臻给卫生部规定一条，今后凡是缴到没有标签的药，先找有药剂经验的人辨别判断，然后给狗吃作试验，证明没有毒性再给人服。一起人命关天的错案总算避免了。

    ●陈诚的发明：喊到“领袖”时立正

    在通往南昌行营的路上，一匹白马驮着他的主人。他已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昂首挺胸，双目炯炯有神，而是脑袋搭拉在胸前，不时闭上眼睛。他是陈诚。一个月之内，两次丧师，多年经营毁于一旦。十一师出发时，师长萧乾独出心裁，发给每人一条绳子，说是谁捆绑红军回来即可领赏，不曾想大都成了红军的俘虏。本来一个满员师，现在连炊事兵加进去也不到一个团。蒋介石听到败绩，气得七窍生烟，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忿忿地写下:“周恩来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见了手谕，神?br/>shuba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