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级

    淳溪镇北门外，平缓的山坡上，有一古建筑群，叫“书院”，山亦因名“学山”。清光绪年间有“就学山书院改设高淳镇学堂”的记载，从那时起一直是学堂。日军入侵，炸毁烧毁不少。其残余部分，就是战后的高淳中学和城区小学所在地，也就是我逃难归来上学的地方。

    我在城区小学插班五年级。班上的同学都是城里人，大小店铺老板们的儿女，都会说几句日语，有的还会唱日本歌，倪奴阿奴倪尕古，阿到古之尕烧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同学，给我看一支灰杆子的铅笔，上面有一排符号，我不识。他说，这是哎海赖次刀铅笔，你懂吗？

    初到校的那天，他们对我的欢迎非常之热烈。一位同学抓住我的帽子抛向天空，大家争着去接，一抛一抛掉到地上，大家就争当足球去踢，直到上课铃响。我拾起帽子，已经一塌糊涂，顶上的绒球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那是母亲专为我入学编的毛线帽，我还是第一次戴毛线帽。

    在班上，我年龄最小，又是乡下来的，土头土脑，加之一个耳朵有点聋，反应迟钝，所以大家喜欢拿我开心。比方说在背上贴个纸条，用粉笔画个王八，或者刚坐下时抽掉凳子之类。他们在一起时，高谈阔论，眉飞色舞，我很想参加进去，但插不上嘴。即使是暑假到河里游泳，也是他们成群结队在河湾里扑腾，我一个人在木排外边水深流急的地方扑腾。我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怕大家把我拖腿按头呛着玩儿。我被呛过一次，难受极了。

    那时学校里，下午第一节课后，老师都要带学生去参加“重建校园”的劳动。把从瓦砾堆里挑选出来的比较完整的砖头，搬到一个指定的地点，整整齐齐码好。曾经发生过几起遗留的炸弹炸死人的事，所以我们搬砖头，来去都排着单行队，一个跟一个，走指定的路。去时空手走一条路，回来时每人搬几块砖头走另一条路。路是羊肠小道，穿过丛莽瓦砾堆，弯弯曲曲七上八下。有一次空手走时，我发现没有老师带队，觉得我们这么规规矩矩走，太冤枉了，便举起双手，又提起一只脚，用一只脚跳着前进。虽然非常别扭非常吃力，但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眼下的自由。不料班主任徐夺标老师就走在我的后面，一声断喝，我差点儿跌倒。劳动完了集合时，徐老师把我叫到队伍前面教训了一顿，然后对大家说，坏孩子调皮捣蛋，你们不要学，使我在同学们面前，又矮了一截。

    二姐是我校的老师，对我同样严厉。那天降旗仪式以后，我所盼望的放学时刻到来时，训育主任刘伯卿老师宣布迟半小时放学，打扫校园，他说家里有事的，可以请假。我早就想着放学后带阿狮到湖边去玩儿，便走上前去，说：“我家里有事，我请假。”刘老师还没答话，二姐就走过来了，说，家里有什么事？我不开口。刘老师 又问，家里有什么事？我还是不开口。二姐说，越来越不老实了，哪里学来的？刘老师说，今天不打你，扫地去。归队时，同学们都嘻嘻地笑。此后好几天，他们见了我，都要问一句：家里有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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