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一个陌生的词，开始在中国频频出现。

    它使一些人溢满激情，即使人在穷乡僻壤，也深感自己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前线作战。它使一些人感到温暖，宛如一无所有的一个工人，却凭着一曲《国际歌》找到了自己的祖国；

    它让一些人惊呼失色，好像一只恐龙，奔跑在南方布满水泽的大地上，随着巨足的践踏，动荡即刻似水柱一般喷射开来。它让一些人在心里窃笑：列宁、斯大林的剪刀下，马克思的纸样已经走形，而中国的一些革命家，还常常欢喜到俄国人开的二手店里去挑选服装……毛泽东喜欢这个根据俄文音译、其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的词。

    在他的思索中，苏维埃是一条道路，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推翻国民党反动派。苏维埃还是一种制度，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工农兵掌握政权和民主管理社会。在他的眼里，苏维埃就是一面旗帜，一面以民主革命之纬和社会主义之经连缀起来的旗帜，一面可以召唤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却同样抵达工业化国家的目标的旗帜。

    其实，毛泽东给中央委员会写信的前两天，即8月18日，在讨论于湘赣边境发动秋收起义的湖南省委会上，在毛泽东的坚决主张下，会议已决定此次起义的性质就是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暴动，暴动成功后立即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在20日给中央的信里，毛泽东仿佛喜欢以革命激荡的方式，来反复表达他对芙蓉国里的故乡、对布满茂林修水的中国南方的热爱，他建议中央莫再迟疑，应下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并可首先在湖南实行。

    从1927年夏秋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始，到1930年春，共产党人在全国三百多个县发动了武装起义。在打出了一支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的同时，也创建了大小不等的十几个农村根据地。第一批以苏维埃命名的县级政权，是同在27年11月间成立的井冈山下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广东海丰、陆丰等县苏维埃政府，及湖北省黄安县的农民政府。随后，整个南方，苏维埃政权由点到面：赣西、赣南、赣东北、闽西、闽北、湘东、湘南、湘西北、鄂东北、鄂西南、皖西北、粤东、琼崖、广西左右江及豫南、陕北等广大地区。

    苏维埃，这首激情、温暖的诗，在不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而沮丧的共产党人手里，获得了诗意地表达。它最富有想象力的诗行，是写在赣西东固地区，1928年，这里打出了“中华苏维埃元年”的苏维埃纪年……

    在一切飘拂着苏维埃旗帜的地方，改制换代之势可谓波急浪涌。其中，最必要去做的，自然是对于各个农村根据地具有奠基意义的土地革命。对此，领导者们深有感触，在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之初，“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连毛泽东也“深感寂寞”。但“分田、办苏维埃、建立自己的武装”三管齐下，便是“群众到处找共产党”，“到处举行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地主阶级的政权被打得落花流水”……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共产主义理想是美妙的，可又是寂寞的，一旦要将其从云端请下来，变为大地上的实践，至少最初的几步，还得激活、调集人们的私有观念，以打破孤掌难鸣的境地。苏区的土地革命，一般分三个阶段完成。

    先是减租借谷，抗租抗债抗捐抗税。这一阶段，风云乍起，似乎考虑到地主与农民彼此固化了多年的心态，一下还难以调整过来，行动尚比较温和：在江西，借谷，不管私下里是否打算日后归还，但眼下还是“借”的名义。减租则多“由农民自己请茶议租，大家决定缴几成，然后向地主公开要求”，多“要求减租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宛如英国女皇对唐宁街10号首相府转来的呈文，地主一般会照准如仪。

    新生的革命虽开始浓眉攒紧，作金刚怒目状，硬性规定，富人欠穷人的债必须还清，富人之间的债日后转交苏维埃，穷人欠富人的债一笔勾销；但革命也俯下身来，倾听尘土中那个自知难逃覆灭命运的阶级的几丝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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