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发表前曾在湖南区委作了一次报告。报告完后，他问了李维汉有什么意见。李以为，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大量对“痞子运动”的攻击，就只强调流氓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也有破坏性的一面。毛泽东当即表示接受这一意见，日后此文在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将“踏烂鞋皮的……”整个一段删去。毛泽东在这次报告中，还有一句专利属于他的话，即“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亦未收入他的选集里。但这一明确无误的指认，当时成了宝典，从墙头标语，手中纸旗，到审问、游乡时老妪童子都会喊的口号，“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回到武汉，毛泽东见到了张国焘——

    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什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这期间，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的中共代表谭平山，也回到了武汉。斯大林雷霆般威严的声音在证实毛泽东，后者那笔挟闪电的长文在证实斯大林。这不是一架峰顶上却有两棵巨树聚嚣掀涛，必定会枝碰叶扯的日子；而是毛建国初还在说的我们是只乌龟，跟在俄国人后面慢慢爬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是虔诚的，中共湖南区委像是视自己为一个淘气的孩子，关在家里闷得无聊时，乱打了一个110电话报警。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顿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统治”……

    有些国民党左派也天真得可爱，以为农运这把火烧得越旺，早就有分裂之心的蒋介石，越不可能到火中去取那颗栗子。孙科跑到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呼吁：“中国土地全在百分之五的少数人手里，我们统统拿回来，公公道道地分配。”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上，与毛泽东、谭平山等人一起，也是委员之一的邓演达先生提出：“要解决农民所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即由减租减息马上转入没收并分配地主土地阶段”……一双眼睛，发光，凶暴，还有几分因压抑太久而终于通畅的快意，就像一条大蜥蜴逮到了猎物时的眼睛。被逮到的猎物是“一天”。这一天是1927年4月12日，史称“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这场政变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并无确实统计——

    上海总工会报告称：“当场受击毙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可计数。”

    《时报》报道称：“连行人死伤者共约二十余名。”联合调查社称：“工人死三十人，工人及民众受伤五十六人，士兵死十二人，受伤五人（含浦东地区）。”（以上均引自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

    综合起来看，在二十世纪常常将人血当成胭脂的中国，这桩血案算不上是大案要案，但它传递了一条明确的信息，即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如补丁一样，再也不能维持中国这只裂纹条条的碗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以枪杆子对话的日子业已结束。毛泽东一向慧眼过人，直到晚年了，仍然可在一班战争年代肝胆相照的老战友中，识别出“何其毒也”的彭德怀、刘少奇；又能在专列进了上海后却不停车，直奔南京许世友处，让本打算袭击专列的江腾蛟、王维国等人日后少了一条死罪……但此次像是大意了，他照样去武汉国民政府上班。在土地委员会里，设立了一个五人小组，他是组长，以起草一个土地问题的决议。

    “这一文件规定，‘没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乡村的土地。这个标准本身尽管不很明确，但还是比较温和的。而毛及其五人小组通过的一个《土地调查》，其内容则要激进得多。它规定：‘有地三十亩以上的富农、小中地主及大地主占13%（胡注：意指以上诸种成分占农村总户数的13%），均是反革命的。’大家还记得，毛自己的父亲占有22亩地，因此，他为反革命所订的标准实在是非常低的。”（［美］斯图加特·施拉姆《毛泽东》1987年12月第一版。单引号内，系施拉姆引自蒋永敬《鲍罗庭与武汉政权》）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不够反革命的标准；但够这一标准、将被无偿剥夺土地的“反革命”，在三湘大地上，将多似仲春时节满目金黄的油菜花上那翩翩起舞的蜜蜂、蝴蝶。

    谁都知道油菜能够榨

    <t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