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回国后召见杨斌，由此开始了杨斌的朝鲜之旅。

    而具体的细节除了上述的金矿、公顷温室、港口等产业以外，还有消息说，杨斌去朝鲜参观后，看到朝鲜儿童的穷苦，感怀自己的身世，立即拿出上亿人民币的捐款；而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杨斌为协助朝鲜的农业改革，自己总共无偿援助高达2000多万美元”。

    2003年1月份以后，杨斌过去的新闻发言人对《21世纪环球报道》的记者透露了杨斌取得特首职位的更详细的内情：当初，特首一职竞争相当激烈，甚至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儿子也参与其中。最后杨斌以这样一份协议打动了朝鲜对外经济合作推进委员会：朝鲜政府给特区完全政策，特区开发不要朝鲜政府一分钱。因为，在新义州的开发中，青少年义务教育、医疗保险、革命圣地都要靠地区自己解决，而且特区政府也必须承担全部的移民费用，加上全部的基础设施和人员培养等等，特区建设启的动资金需要1000亿美元，5年内将高达8000亿。

    而杨斌对于其得以任命为特首的原因只是这样描述：“一年多来，我把一种非常朴实的感情带到了朝鲜，我把我的农业技术都献给了他们。我无私的帮助得到了朝鲜人民的信任。”

    而也就是在2002年1月到9月之间，杨斌频繁与朝鲜接触，6月底还亲自陪同从澳大利亚、荷兰等国邀请的农业专家、农场主、葡萄庄园主等同赴平壤实地考察，商谈投资建立葡萄园、酒厂、奶牛厂等事宜。

    而7月初的这次所谓“出逃”，实际是杨斌为开辟特区进行新一轮的谈判。也就是恰恰在此时，杨斌在香港上市公司的一位职业经理人，也就是《国际金融报》所指的那位“神秘男子”，则乘机报料，引出“杨斌出逃”的风波。

    对于这一点，记得杨斌在7月18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有所交代。“我们公司历史上开除的人很多，那个人是被我们开除的，所以就借我出国造谣。”

    2002年9月23日，故事终于到了高嘲。

    当天，从朝鲜首都平壤传出消息，杨斌正式被朝鲜国家领导人金正日钦点为朝鲜历史上第一个特区——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

    当天，杨斌在平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他已经宣誓就职。这为在国内已经搅起滔天大浪的“黑马富豪”，突然成为朝鲜第一个资本主义特区的特首，而且还透露“我是金正日的养子”，这样的故事，立即被媒体视为“惊世传奇”。

    平壤的新闻发布会还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

    在新义州这个面积与香港差不多大小的特区内，杨斌要建立起朝鲜目前惟一一个自由的经济小区域。他将完全从零开始动手，首先会从朝鲜与中国相连的13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迁移超过50万人口；

    新义州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借鉴欧美法律制度建立全新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所有国家的人都在新义州享受到同等权利；

    杨斌证实，自己获得了巨大的授权，除了外交、军事、国防以外，别的权力都归新义州，包括终审权和解释基本法的权力。

    无论是考虑朝鲜的国情，还是对比杨斌当时的处境，这样的消息都具有爆炸性意义。

    2记者“以退为进”

    获知消息的《21世纪经济报道》第四次派出记者，而为了能参加9月27日在荷兰村举行的记者会，记者向甚至采取了“贿赂”手段，送给老朋友边守捷一箱从广州带到沈阳的荔枝——

    《21世纪经济报道》自然也是在9月23日第一时间获得了信息。当天是星期一。

    编辑部的第一反应是自然是必须“跟进”这条新闻。但是，前文已经交代过，记者本人当时已经调回广州，报社考虑成本因素，计划让北京新闻中心的资深记者王玉虎从北京前往沈阳出差。

    于是，记者将荷兰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王玉虎。结果，当天下午，王玉虎“气急败坏”地将电话打回了广州：他们说，你们那个王玉德净给我们惹麻烦，你让他自己来！

    荷兰村方面所讲的“惹麻烦”是指：从“张化桥事件”到“杨斌出逃”，记者所做的都是负面报道。

    尽管记者对自己报道的客观性从不怀疑，但是，有哪一家公司不希望媒体只报道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呢？尤其是前两次采访，正是杨斌焦头烂额的时候，记者一路追访，将《股价雪崩“黑马富豪”香港遭狙击欧亚农业竟成“格林柯尔第二”？》和《“杨斌逃跑事件”独家调查》这样的题目发表在第一版，而《21世纪经济报道》的关注度如此之高，企业怎能不生气？

    实际上，记者5次追访杨斌的过程中，都是硬着头皮上路的：首先，要先修复与采访对象破裂的感情；接下来，要再次用犀利的报道风格伤害彼此的感情。

    在维护采访资源与坚持客观报道之间，记者将永远处于尴尬的境地。

    以《21世纪经济报道》这样新锐的媒体而言，为企业故意说好话或者说替企业掩饰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既然这样，这就意味着记者要以最独特的手段拿到“猛料”；而拿到独家的内幕之后，以本报犀利的风格，是决不可能向采访对象妥协的，这样就势必会引起对方的不快乃至仇视；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保持与采访对象的关系？

    毕竟，绝大多数新闻是有连续性的；而伤害了采访对象，绝大多数情况意味着本次采访就要成为“一锤子买卖”。二者的矛盾怎么处理？

    如今，这样的难题就摆在记者面前。记者的第一反应是：边守捷不能先通气了；杨斌也未必会继续给面子。那么，找谁获取信息？

    有这样一个背景需要交代。在采访“杨斌出逃事件”时，记者与当时荷兰村负责新闻宣传的杨枫交上了朋友。出于关怀，记者当时曾经提示杨枫：看来杨斌真的是很危险啊，你也应该早作打算；而当时一心想靠杨斌来投资拍电影的杨枫，也正在为资金的迟迟不能到位而苦恼。

    想不到，记者的“好心”断了自己一条路。10月23日，记者再次联系杨枫的时候，他已经辞职离开了荷兰村。

    那么，还有谁可以联系？

    好在记者在荷兰村“根基”不浅，除了杨斌与主管新闻的边守捷、以及已经走掉的杨枫，记者想到了关山——这位跟随在杨斌身边做幕僚的老新闻人。

    24日，电话打过去，“关老”果然爱说话：杨总在沈阳，27日要在荷兰村召开新闻发布会！

    喜讯！马上准备出发！

    但是26日动身前，关老改口了：还没有定下来，好像是改日期了。而关山身后的声音，分明是边守捷。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杀过去再说！因为，本报28日就要出报纸，而这样一条新闻漏掉，将是令人遗憾的信息。

    27日上午9：00，记者赶到荷兰村的时候，关老说自己病了，不方便出来。

    只好硬着头皮再打电话给老朋友兼老对手边守捷——在记者的每次采访中，这为谨慎的副总裁都劝记者不要过来，或者希望记者等到“以后再说”。

    边说：我忙得脱不开身啊，要不你先在会客室等一等？

    于是，在“王宫”的会客室内，记者认真抽烟，认真等待，直到中午12：00。

    其实，这样的场景早已料到——26日下午在广州白云机场，记者买下一小箱新摘的荔枝(大约5公斤吧)，带上了前往沈阳的飞机；而此时，接近27日中午的时候，记者在会客室中写起了便条。大意如下——

    边总：

    看来今天上午不能见到您了，我先回去，下午再来。留下我从广州专程带来的新鲜水果，请笑纳。

    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历史上，曾有过6篇关于杨总及欧亚的报道，题目分别是……其中有4篇是正面的，只有2篇是您认为负面的而我认为是中性的。

    作为企业，您希望媒体的报道都是正面的，这一点我非常理解；而作为杨总和您的朋友，我真心希望欧亚尽快能走上正规、尽快摆脱困扰。

    但是，作为一名记者，我的报道必须坚持客观、真实，也请您理解我的苦衷。

    王玉德即日

    中午12：00的时候，记者再次拨打边副总裁的手机：“边总，我先回去了，留了点东西给你，你方便的话下来拿一下。”

    “小王啊，你还在啊？”边显得很惊讶，“那你上来吧。”

    相信这样的场景大多数记者都经历过。在最后的一刹那，记者“以退为进”的方法奏效了。

    进到边的办公室，记者先递上便条：“你先看这个吧。”

    边接过便条，看着看着就笑了：“你也要理解我啊。”

    于是，记者递上水果。双方握手言和。

    采访的障碍也由此打开了。边同意了记者的要求：下午3：00开记者见面会，在“火车站”三楼，到时候我会在的。

    3摇身一变，成为“政治家”

    3

    新闻发布会现场，杨斌依然是大佬般的出场。特首杨斌以私人的身份会见国内外20多家媒体的记者朋友。杨斌说：“从现在起，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政治家。”——

    实际上，9月27日的发布会是在下午4：30开始的。

    记者下午3：00准时到场。“阿姆斯特丹火车站”三楼豪华的大厅内，已经汇集了20多名国内国外的记者。日本的、韩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众多国家和地区的记者从四面八方赶来，都为的是一睹这为神奇得有些不可思议的特首。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此时的杨斌已经是朝鲜的高官，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其在中国境内召开新闻发布会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而其一旦私自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被视为违法。

    不过，“打擦边球”似乎是杨斌的一贯风格——

    下午4：30左右，杨斌在众人的簇拥下迈进现场。而他一落座，首先声明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是以我个人的身份召开这个会议的，是我私人会见媒体朋友。”

    杨斌看起来依然是充满自信，粗胖黝黑的身上穿着一贯的白t恤、白裤子。在众多深色西装的随从的簇拥下，杨斌神采焕发。以至于后来有媒体报道说：杨斌出场时，俨然是一个黑社会大佬。

    走向主席台的过程中，杨斌再次看见了站在一边的记者，随即与记者握手，还是那句话：“小子又来给我惹麻烦了！”

    随即，“见面会”在与会记者与杨斌的一问一答中开始——

    “新义州是目前世界上政策最优惠的一个投资区域，我们的法律都是借鉴于欧美国家和世上好的国家的法律。”除了重申新义州将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外，杨斌还当场宣布他当“特首”后的1号令：新义州将对全世界免签证，从本月30号开始，任何外国人都可以自由进入新义州，任何国家的媒体包括韩国媒体都可以自由进入新义州，随意进行采访，并且可以设立分社。

    新义州将是一个进出口完全免税的区域。企业只上交14所得税，比香港的15还要少，新义州成为世界最优惠政策区域。所有国家的货币在新义州可以自由流通。

    此外，杨斌透露说，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法官选择了欧洲人，警察局长由中国和朝鲜以外国籍的人担任。

    杨斌把自己和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相提并论，说自己是世界上最穷的行政长官。他说他目前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为了朝鲜人民的幸福。他说日本当年侵略中国、朝鲜，就是为了建立经济上的“大东亚共荣圈”，而他希望运用和平的手法实现东亚共荣。这位新义州行政长官还宣布，他将辞去大部分原有的职务，只拿工资(数额未定)，专心做一个政治家。

    杨斌没有详细透露自己突然就任“特首”的经过，只是解释说，金正日之所以最终选择他，是因为“我是持荷兰护照，同时我又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出现了那一个特殊的事情”。

    9月19日因被怀疑财务欺诈和内部交易而被香港证监会停牌之前，欧亚农业股价已从最高的港元跌到港元，因此，有媒体置疑杨斌将借此机会金蝉脱壳。杨回答说，他对欧亚农业有很好的安排：“毕竟是我10年来创立的一个企业，我不可能因为找了新的媳妇就把过去的孩子给忘了。”

    他还补充，他的企业“产权没变，只是管理者变了”，其“私人资产由ceo委托管理”，他本人将不参与管理。

    杨斌称，从上任那天开始，自己就是一个政治家了，除了欧亚农业总裁一职还将保留一定的时间外，将辞去其他商业上的职务。同时他说，在新义州，他不会从事任何商业经营和投资。

    对有关欧亚农业投资项目沈阳荷兰村涉嫌非法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和个人偷税问题，杨斌明显感到不快，他对记者说，自己今天能做到新义州行政长官的职务，就充分表明我在土地使用和税收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我有问题，中国外交部也不会对新义州表示支持，不会支持一个违法者来做特别行政区的长官。”他强调，关于土地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是记者在8个月里说了很多遍的故事，“如果你们需要看有关部门的批文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们看。”

    杨斌指的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章启月9月26日的答记者问——“中方注意到朝鲜宣布将设立新义州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和支持朝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这一新举措”。

    “见面会”大约进行了半个小时，17：10左右，杨斌又在众人的簇拥下离去。

    记者也赶紧赶回酒店，沿路向总部请示：怎样报道？报道什么内容？

    因为朝鲜问题的敏感，守候在总部的刘洲伟主编指示，只报道有关新义州投资的事。

    需要交代的是，杨斌在沈阳举办媒体见面会之前的一个星期，《21世纪经济报道》的系列报之一——《21世纪环球报道》就派出了记者安替以游客的身份前往新义州。10天后，安替，将自己的见闻结合沈阳的记者会写成了报道。这篇报道发表在9月底的《21世纪环球报道》(见附文12)，详细揭示了新义州开放的实况。

    结合安替向记者提供的新义州的素材，记者本人的报道于当晚22：00左右在总部的催促电话中写完，原稿的字数2400。

    而此时，或许正是编辑不最紧张的时刻。版面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时间，因为第二天早晨8：00，报纸必须出现在全国各一、二级城市的报摊上，而晚签版一个小时，往往意味着要损失一两万份的发行量。

    当期的第二版已经为这篇匆忙中写成的稿件留出了位置。总编辑沈颢、主编刘洲伟、头版编辑符定伟早已经守候多时。不仅仅为了盯版面，更为了这篇题材敏感的报道。

    最后，为规避敏感问题，记者原稿删去了杨斌、欧亚集团等有关内容。报道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9月30日第二版。(详见附文11)

    这就是记者对杨斌的第四次贴身追访，也是以往所有采访杨斌过程中的最简单的一次，因为，所谓的“追访”，不过是参加了区区30分钟的“见面会”。

    但是，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就在这个“见面会”之后的第7天，10月4日，杨斌被沈阳市公安局宣布监视居住；11月27日，杨斌正式被捕。

    4新义州：乌托邦还是理想国？

    4

    新义州究竟是什么？乌托邦还是理想国？它会不会是杨斌沈阳荷兰村的放大版？2002年9月12日朝鲜宣布建立这一特区之后，外界注视或猜疑的眼光就投向了那片陌生的土地——

    对于大多数中国内地的人来说，有关新义州的字眼最先见于朝鲜“朝中社”的报道：9月12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布政令，决定设立“新义州特别行政区”，这个特别行政区“将建成国际性的金融、贸易、商业、工业、尖端科学、娱乐和旅游区”。

    作为朝鲜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是朝鲜第4大城市，也是朝鲜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距离平壤220公里，距开城380公里。计划中的特区总共占地132平方公里，其中主体部分82平方公里在中国丹东市对面，与丹东仅200米鸭绿江水相隔，另一部分50平方公里，则位于朝鲜西海岸。

    鸭绿江双桥是中朝边境最主要的通道。50多年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就是从这里跨过鸭绿江；50多年后，随着一个叫新义州的特区的建立，是否会有中国市场经济风潮再次由这里输入朝鲜？

    实际上，有关于新义州特区的计划早在2001年初时就已经在朝鲜的考虑之中，只不过当时的计划是“新义州开发区”。据说，当时许多韩国企业已纷纷赶赴丹东，目的即是“隔江观望”，为下一步登陆新义州探路。

    2001年中，朝鲜半岛南北首脑会议之后，由于双方计划于开城兴建工业园区，有关新义州的动议暂时搁置。而2002年初杨斌的介入，显然让这个特区计划再次启动并加速。2002年9月23日，朝鲜随即通过“特区基本法”，让全世界都为之侧目的“特区”宏图终于出炉。

    这是超出朝鲜开放原计划的大动作，甚至是“可能的计划中的最上限”。

    根据朝中社的消息，特区“基本法”赋予了特区除军事与外交以外的几乎所有权力。基本法规定：“新义州特别行政区为中央直辖的特殊行政单位，由国家行使主权。国家赋予新义州特别行政区以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行政区的法律制度50年不变。朝鲜内阁、委员会、省、中央机关不干预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工作，与行政区有关的外交工作由国家负责。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在国家授权的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开展对外工作，并可另行发放行政区护照。”

    “基本法”还规定，“新义州特别行政区设立立法会议，行使立法权。立法会议设有议长、副议长，并由立法会议选举产生。立法会议议员可由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朝鲜公民担任，也可由拥有行政区居民权的外国人担任”。

    有分析认为，取消对立法及行政官员国籍的限制，是为荷兰籍华人杨斌“入阁”并充分行使其管理权铺路。丹东方面的一位官员说，实际上，现在出台的“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开始就是朝鲜政府方面“委托欧亚农业及杨斌参照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拟定的。

    现实也是如此，新义州“特区”与香港在其规模、环境上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位官员说，由于其制度上也更多参照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现行制度，所以，其未来运作及发展模式，也很可能成为香港模式在朝鲜的翻版。

    根据《财经时报》的报道，丹东市对外经济贸易局的一位处长说，金正日在当初确立“新义州开发区”思路时就曾经宣称，新义州将发展得“比中国上海的浦东还好”。

    而在2002年7月，朝鲜已经启动了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譬如实行多年的票证制度被取消，政府公务员的薪水调整，等等。

    根据计划，拥有50万人口的新义州，在13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将有20万人迁出，杨斌还计划迁入40万移民，使得“特区”的公民素质标准是“有知识和能力”、“有开创精神”。

    《华尔街日报》引述韩国媒体报道说，“特区”还将建起一道高高的围墙，以阻止墙外朝鲜其他地区的公民进入。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在为新义州“美好的明天”做准备。

    至于何以选择在与中国丹东仅一江之隔的新义州率先开放，外电比较一致的分析是，朝鲜设立新义州特区的根本目的，在于依托整个中国的大市场，吸引韩国和日本外资进入。

    这或许也是朝鲜方面任命杨斌这样一个荷籍华人担任其特区长官最初动机。有人分析说，一方面杨斌熟悉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和模式，而朝鲜未来可能会参照中国模式；另一方面，杨氏在中国的影响——尤其在民间资本界的影响也为朝方所看重。

    事实上，新义州宣布设立特区以来，丹东市贸易局的那位处长已经接到超过50家国内投资机构或企业打来咨询电话，并且“有几家已经开始在那边(新义州)谈了”。“只要有钱，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欧亚农业没有多少钱，朝鲜政府把地划给他们，他们就想办法让国内的钱过来。”这位处长说。

    但是，外界对这个朝鲜特区的前途还是充满怀疑。

    西方媒体引证朝鲜此前两个自由贸易区罗津和先锋“并不成功”的实例分析说，除非朝鲜方面“提供有魅力的条件”，否则“外国资本不会进入”。这间媒体分析，同东北亚地区其他的“渴望外资”的城市比较，新义州“没有什么优势”。

    丹东市那位处长也说，新义州在道路、电力、工业用水以及现代通讯——基础设施的各个方面——至少目前都存在很大缺陷，其中又关系到几十万人的移民问题，资金落实将十分困难。

    而《21世纪环球报道》的记者实地调查发现，新义州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譬如，当地最大的贸易企业仅仅像中国20年前的供销社，而当地最大的生产企业，也不过只是一些酱油厂。

    同样，对于杨斌本人，观察者也存在着巨大的疑虑——

    韩国媒体的报道说，以农业起家并在房地产业取得成功的杨斌，将首先考虑在“特别行政区”内发展这两个产业，并把这看作是朝鲜解决其现实存在的物品供给困难的出路。但是另一个问题似乎被忽视了：作为企业家的杨斌，以其企业作为撬动“特区”发展的杠杆，那么在将来，是一个(中国的)企业将带动朝鲜地区甚至整个朝鲜的发展，还是朝鲜将以一个地区为代价，制造一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和房地产企业？

    其次，而那一道长长的围墙，圈起了一个广阔达132平方公里区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超级的传统的企业。有一家外资的基金经理干脆就说，这简直就是一个“乌托邦”。

    第三，杨斌能像经营一家企业那样管理这个特区吗？这位声称有75亿人民币身价的“中国第二富豪”，目前正在遭受着空前的置疑，不仅股市动荡，还面临着银行贷款、逃税漏税等风险，他的实力是否可靠？

    实际上，面对着地图上那片132平方公里的贫穷的区域，人们不难联想到当初杨斌在沈阳西北郊圈下的那片3300亩的土地。

    当初，杨斌的梦想是将那3300亩土地修建成|人间最美的天堂。但是几年过去了，杨斌的荷兰村规模过于庞大，乃至无法收场。

    而今，在这片跟香港差不多大的同样荒蛮的土地上，难道杨斌能修建更大的天堂？

    还是推荐您读一篇文章，那是《21世纪环球报道》的记者安替亲历过新义州和荷兰村之后所写，文章的题目就叫《新义州开始资本主义乌托邦试验》。(见附文12)

    5短命的“特首”

    5

    杨斌做上“特首”后，道琼斯通讯社曾报道说：”大亨杨斌的世界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不过，这样的变化只维持了7天。10月4日，“大亨”杨斌终于真的“出事”了——

    就在杨斌频繁来往于沈阳与朝鲜之间，准备再次翻云覆雨的时候，国家有关机构针对杨斌的调查开始了。

    而调查的焦点与媒体的报道基本吻合，不外乎这样几个问题：非法占用耕地、逃漏税款、虚假利润。

    最早被提上案头的是用地问题。2001年沈阳爆发著名的“慕马案”后，沈阳市一些人大代表不断对“3300亩土地存在的违法问题”提出质疑。

    然后是拖欠土地税款的问题。2001年3月12日，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与杨斌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可以被视为是“慕马”后政府对荷兰村土地的一种“纠正”。该局土地利用处处长郑德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荷兰村现在履行土地出让手续的，是它的土地性质明确发生变化的32万平方米——期住宅开发用地，这部分土地是以8级土地出让金、30年标准确定的，每平方米元，总额为4080万元。“杨斌承诺10天内交齐这笔钱，但他的承诺没有兑现。”郑德日称，2001年4月5日，该局与杨斌解除了合同。

    2002年10月1日到4日被困荷兰村期间，杨斌曾向香港和外国媒体承认，自己拖欠1000多万元的税款(一说是2000万元)，主要是建筑和房地产税。后来杨斌的一位幕僚指：杨斌拖欠的税款实际是两笔，一笔1500万，一笔670万，但具体内容不详。

    而在2002年9月底，杨斌宣布减持欧亚农业股权，但其公开数量与实际交易数量不符，欧亚农业只得向港交所申请停牌；随后，该公司公告，副总裁兼执行董事阎闯及非执行董事黄汉森请求辞职。这一系列的变动引起香港证监会的关注。

    杨斌10月初“出事”后，香港媒体曾发布一份中国证监会9月29日致香港证监会信函的英文译本，称欧亚农业上市时的3年营业额高达21亿元人民币，跟国家税务局记录的不足1亿元大有出入，怀疑欧亚农业涉嫌做假账或逃税。该信函还指，杨斌涉嫌非法改变土地用途、挪用上市公司约2亿元资金，以及涉嫌提供假文件及伪造验证报告等。该函件怀疑伪造21亿元营业额牵涉到为欧亚农业做上市保荐人的投资银行工商东亚，有媒体称保荐人工商东亚已因此受到证交所质询。

    10月9日，有香港报纸称，就欧亚农业(0932)涉嫌做假账一事，有香港证交所上市委员会成员认为，除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部分外，港交所及证监会也应该追究欧亚农业(0932)上市保荐人工商东亚的责任，若一旦查实欧亚招股书有虚假陈述内容，欧亚股东有权向保荐人索赔。

    一直到2002年7月18日记者采访杨斌时，杨斌还称：他对自己充满信心，自己没有问题，土地手续齐全，也没有欠税。他还说国家查税是针对所有富豪的，他是全力配合，并没有查出问题；他还称自己是外资，其企业享受“三减五免”的税收优惠，自己的个人所得税也在欧亚农业的所在地香港交；杨斌还提了一句：“实际上刘永好比我还惨！”

    按时间来推理，后来针对杨斌的所谓“803专案组”应该就在2002年年中成立。而或许杨斌已经感觉到了形势渐紧，于是加紧了新义州的进程。记得后来有杨斌的幕僚跟记者说：风声紧张后，有人劝杨斌留在新义州不要再回中国，但是杨斌不听。

    终于，9月26日最后一次从新义气州入境后，“杨斌”出事了。

    《商务周刊》透过在现场的杨斌身边的幕僚，记录下了杨斌的最后72小时——

    4日凌晨，包围在9号别墅外的警察骤然增多，突然，几辆警车一齐开灯，射向别墅，门口的保安和两只守夜狼犬立刻被带走，屋内与外界的通讯完全中断了。

    凌晨5点整，三十多名警察进入别墅，出示了一张“传唤证”，仍在大厅内的包括杨斌

    的家人、同事、朋友等共十多人被集中在一个秘书的房间。随即，4名警察走上二楼，很快将他带离……

    10月1日，位于沈阳市西北郊的荷兰村已隐约弥漫起一片紧张氛围——荷兰村出口处不断出现警车，进出车辆均受到盘查，但警方显然只对从里面出来的车辆、人员有兴趣，对进入的车辆、人员则不过问。

    10月2日下午2：00，目击者看到警车开进了荷兰村，停在欧亚集团总裁杨斌居住的9号别墅入口处。这座欧式风格的别墅旁边是一个网球馆，一名路透社的记者在此采访拍照后，被警方收走了相机中的胶卷。

    荷兰村方面随后对此的回应是：“警方为杨斌提供副总理级的一级保卫工作。”

    杨斌的新闻发言人王惠东告诉一名香港记者说，“沈阳警方考虑到杨斌目前是朝鲜新义州特首的身份，因而为他提供符合外国副总理级别的保卫工作。”不过，这名发言人承认：荷兰村和杨斌本人并没有邀请警方的保护。

    而据知情人透露，早在9月30日，丹东方面就传来消息说，边防部门已得到通知不许杨斌出境去新义州，但听到这个消息后，杨斌仍按原计划频频接待外国记者和来访客人。“他认为自己是朝鲜的高级官员，消息不可靠。”一位当时在杨斌身边的知情人向《商务周刊》详细描述经过时认为。

    10月3日，在荷兰村会展中心，召开了事发前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杨斌看起来表情如常。但会后，记者便被几个便衣警察明确告知：“此次新闻发布会非法。”

    10月3日上午11点，杨斌接待了英国《经济学家》、美国《纽约时报》等国外记者，下午6时，他又接受了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的专访。

    晚上11点，一辆黑色的超长奔驰和一辆黑色的沙漠风暴驶入杨斌的别墅，来访者是韩国第二大银行的董事、副总裁共8人，这些韩国人进入不久，即有数十名警察迅速包围了9号别墅。据当时在场的知情人说，警方首先找了杨斌的秘书和司机谈话，然后把他们带离了荷兰村，而同时别墅内的杨斌正向韩国银行家解释说，这是政府的保护，没有特别的问题。

    时间推移至10月4日凌晨，包围在别墅外面的警察骤然增加，突然，几辆警车一齐开灯，射向别墅，门口的保安和两只守夜狼犬立刻被带走，屋内与外界的通讯完全中断了。当时，曾有人试图走近9别墅，立即被周围的公安人员以手势制止。而目击者发现：别墅周围的警车，有许多是黑o牌照，显然是从黑龙江调过来的。

    凌晨2点左右，辽宁省、沈阳市公安部门的外事负责人抵达荷兰村，将别墅内的韩国客人及两位中国人请走。

    凌晨3时，杨斌回到二楼卧室睡觉。当时，别墅内除杨斌的家人外，还有他的一些朋友、同事，以及从杨斌老家南京赶来的朋友及客人。

    凌晨5时整，三十多名警察进入别墅内，在出示“传唤证”后，将仍在大厅内的包括杨斌的家人、同事、朋友等共十多人集中在一个秘书的房间。随即，4名警察走上二楼，将杨斌带离。

    杨斌的一位家人回忆说：“我扒开窗帘一条缝，看见警方将他带上车，当时他没有带手铐……”几位在别墅三楼睡觉的杨斌的南京朋友，直到6点被人唤醒时，他们并不知道一小时前这里发生的事情。杨斌被带走后，执行任务的众多警察及十几辆警车立刻全部撤离了荷兰村。

    平壤在第一时间知道了杨斌被“传讯”的消息。当时夹在杨斌的亲友和同事中，有一位朝鲜的外交官员，他目睹了发生的一切，随即用手机联络了正在新义州准备接杨斌的朝鲜政府官员。

    按照原计划，这一天的早晨6时30分，杨斌将与特区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众多记者一同从沈阳出发，于9时30分抵达丹东，10点到达新义州。在那里，朝鲜外交部、新义州特区谈判组官员以及其他一些官员正在等待他们，当天下午他们将前往平壤。

    4日清晨6点，韩国一家通讯社首先发出消息，称杨斌已被警方传唤带离荷兰村，全球媒体立即转发了这条轰动性的新闻。7点，杨斌的新闻发言人王惠东在9号别墅门口向众多记者承认：“早晨6时，杨斌被沈阳警方带走。至于什么原因，我也不详。”

    下午5点20分，中国官方的中国新闻社正式发布消息：“沈阳市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执法部门移送的荷兰籍华人杨斌及其相关企业涉嫌犯罪的问题，依法对杨斌立案侦察并执行监视居住。”

    从9月23日杨斌正式被宣布为朝鲜新义州经济特区最高负责人，到他成为被监视居住、立案侦查的嫌犯，前后只有两周时间。

    6最后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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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2002年7月“出逃”事件到10月初被监视居住期间，杨斌还在大笔地减持欧亚农业的股份，套现数亿资金。这样的举动，被媒体描述为“最后的疯狂”。而此后的责任追究，也成为财经界头疼的问题——

    有长期接近杨斌的人士在杨斌出事后曾经跟记者说，实际上，从2002年年初开始，杨斌的资金链就断裂了——没有了银行贷款，房子卖不出去，工程队、工人们和农民们则纷纷上门追讨欠款，而此后，杨斌还要向朝鲜进行大笔的投资(有人估计，新义州特?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