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少女】

    《历史漩涡中的周恩来与蒋介石》作者：[中]尹家民

    内容简介：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亦友亦敌、忽离忽合的奇特关系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历史漩涡中的周恩来与蒋介石》全面展示他们从握手到分手乃至兵戎相见的历史漩涡和内心波澜，不少情节鲜为人知。

    作者简介：尹家民，男，1947年生，山东荣成丨人，中共党员。198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68年应征入伍，历任空军探照灯兵战士、干事，地空导弹第十六团宣传、组织干事及第六军组织处干事，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将军三部曲《风流大将军：陈赓传》、《将军不辱使命：黄镇传》、《舰队司令生死传奇：陶勇传》，世纪风流三部曲《历史漩涡中的蒋介石与周恩来》、《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两岸惊涛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蒋介石与黄埔四部曲《蒋介石与黄埔三杰》、《蒋介石与黄埔四凶》、《蒋介石与八大金刚》、《蒋介石与十三太保》及《百将之夜：南昌暴动纪实》、《谁为中国声辩：八年抗日外交风云录》、《红墙知情录（3卷）》、《红墙见证录（3卷）》《国共往事风云录（4卷）》等纪实作品4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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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历史漩涡中的周恩来与蒋介石

    作者：[中]尹家民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01月01日

    isbn：9787806475416

    页数：228

    字数：320千字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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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前言

    第01章第—次握手

    第02章蒋介石没有出席周恩来的婚礼

    第03章蒋介石悬赏缉捕周恩来

    第04章谋杀之网

    第05章兵戎相见的时刻

    第06章魂惊华清池

    第07章庐山谈判秘情

    第08章同在抗战屋檐下

    第09章蒙冤的，岂止是军人

    第10章他能搬近蒋介石、毛泽东两座“山”吗?

    第11章周恩来的胜利与蒋介石的危急之秋

    第12章隔着台湾海峡的较量

    后记

    前言

    有记者自远方来，问起我正在写的书。谈至半酣，记者突然发出职业性的激动：“把我俩谈的发于报端吧!”

    “且慢!”我急忙制止。“书刚开头就大呼小叫，何异于老王卖瓜？我只是跟你谈谈一些打算和想法。”

    “你不知道现在最时兴这种预告效应，好比唱戏前先敲锣打鼓，打仗前的狂轰滥炸……”

    “别别。人各有性格。我还是喜欢读者与我一如品茶，读后再论高低。等我完稿，再发不迟。”

    于是，两下握手言定。

    稿毕，心想记者所问许是读者所关心的，遂将旧日交谈翻出，权作前言。

    记者：怎么想起写这本书的？

    作者：由来已久。五年前我在一本书里就引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谈论中国领袖时的一句话：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的历史。我很赞同这个说法，但也想到另一点，就是国共两党高层交往，最深最长的莫过于蒋介石与周恩来。按理说，共方最高统帅是毛泽东，但毛泽东与蒋介石是两个“老冤家”，打了多少年，可直接打交道并不多。所以，国共之间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通过蒋与周多次会谈后决定的。可以说，蒋与周的交往史，实际上反映了半个世纪两党的合作史与斗争史。随着他俩的握手与分手，两党间出现了合作与对峙的状态，反过来也一样。他俩的交住，既错综复杂，又惊心动魄，中间充满了历史的迷雾、悬念和疑案，这个选题有这样大的魅力，要是写出来岂不吸引读者？

    记者：这样的书没人写过吗？

    作者：我还没有看到。片片断断的有，全过程的不多。

    记者：这个选题难度很大。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写好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历史。

    作者：可我们总不能成为等待的一代吧。是的，我们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可任何局限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这个说法有点玄。我的意思是说，正因为我们离这个时代近，离这些人物近，有可能为历史保留一些“蛛丝马迹“，为后人提供一些真实线索。不然后人要像我们一样去扒“马王堆”，或像我们一样去任意编派“慈禧”和“乾隆”……使本来不是“谜”的东西成了谜。我们无法穷尽“真实”，但可以接近“真实”。

    记者：看来你对写好这本书很有信心。

    作者：在这之前，我写过有关蒋介石和他的将领的书，已经不下90万字；写与周恩来有关的内容，也有三四本书了。这几年，我有机会接触了不少与周恩来工作过战斗过的将军、外交家、秘书、卫士、医生等等，积累了较多的直接和间接材料，自认为“有资格”写了。

    记者：冒昧问一句：既然你都写过了，那这本书是不是重复

    作者：我最不喜欢的是重复。不喜欢重复别人，更不喜欢重复自己。所以我在创作一本新书时，尽可能避免重复自己，因历史事实不能编造，为叙述同一件事,不别交叉重叠可能有。

    记者：那这本书与你以前写的书有什么不同？

    作者：简单地说，因为是从黄埔军校一直写到蒋、周二人相隔一年去世，将近半个世纪，为压缩篇幅，结构更紧凑一点，笔触更简洁一点。

    记者：你主要是写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

    作者：是的。他俩的关系，尼克松有一段很形象的描绘：“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像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二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时,是蒋的下属。据说当时蒋介石曾称赞周恩来是一位‘明智的共产党员’。几年之后，蒋介石又悬赏八万美元搜捕周恩来。但总的说来，使我吃惊的是，我又发现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官员在提到蒋介石时，他们对蒋的态度显然是相当复杂和自相矛盾的。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蒋介石；作为中国人，他们又尊敬甚至钦佩蒋介石。在我与蒋介石的所有谈话中，他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对共产党人有何尊重可言。”

    我认为从宏观来说，尼克松的看法是准确的。但是从微观来说，他毕竟是个外国人，对中国漫长的革命和独特的国风，对周与蒋关系的来龙去脉，不可能知之甚详。他第一次见蒋介石，已经是1953年，蒋已是一个“失败的孤岛守望者”；他见周恩来已是七十年代,周恩来辉煌外交的顶蜂，仅此一时一地，印象难免有偏差。

    记者：就是说，你要写全过程，写他们时起时落的微妙关系？

    作者：是的。我以蒋介石与周恩来的恩恩怨怨为主线，涉及家庭生活、主要政治演变、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关系与心态活动，力求文史并重，文以载史，以较多的生活细节和内幕轶闻来演示大的历史背景，试图收到一叶知秋的效果。不能再说了，再说又成了“卖瓜”的，总之，由于资料和学识的限制，一定还有不妥之处,还请读者阅后评判。

    ※※※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的历史。

    这三个人中，我认识蒋介石的时间最长。但是，赢得中国大陆战争胜利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像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第01章第一次握手

    ◆当年蒋介石夸过周恩来：“周主任真是个导演人才。”

    ◆40年后，周恩来怒对红卫兵：“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而我是政治部主任，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

    ●蒋介石迫切需要一个合格的政治部主任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也是“乱世出英雄”的时代。日后主宰中国命运的风云人物，都在此刻陆续登场。

    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日子并不逍遥。经费的拮据,军阀的嘲弄，学生之间的磨擦，都让他窘迫不安。每天早晨他都要离开妻子陈洁如，匆匆赶到操场，监督学生出操。然后赶到办公室，哗啦哗啦地翻看昨天的日志，生怕再发生措手不及的事情。

    眼下的事就够令他心烦的了。

    他看着出操的学生，整日穿的是那一套开学就发的灰布军服、快磨通了的草鞋，有的干脆打着赤脚。30枝真枪连站岗放哨都不够，遇到操课只好肩上扛根木棍作样子。

    再看看学生住的芦席棚，连个蚊帐也没有，盛夏之时实在难熬。天气惭渐凉了，御寒的日子更难过。近来连伙食费都快开支不了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隐形巨人”在幕后掐军校的脖子。说他是巨人，是因为他的权势之大，能让广州市面商行说幵就开，说关就关，行情被他玩乎股掌之间。其实这是个典型的南方猥琐小人，微微驼曲的肩背，伸凸着的脖子和粗笨的肢体，总保留着一个站柜台的姿势。他就是广州商团头目陈廉伯。

    陈廉伯以港英政府为靠山，串通国民党内部的右派，想把刚刚复苏的广州革命政府包括黄埔军校扼杀在摇篮之中。为准备武装叛乱，他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了长短枪9840枝、子弹万发，由悬挂挪威国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偷运到广州。1924年8月10日，被广州革命政府查获。孙中山命令蒋介石派永丰、江固号两艘军舰将哈佛号商船监押于黄埔军校门外，所有枪支弹药由军校看管。

    陈廉伯一听气炸了，他把帽沿拉到眉毛上，反背着双手，嘴上叼着一支英国产的烟卷，在关着的门前踱来踱去。他突然拉开大门，向部下宣布：“去！去找孙大炮算账！”

    他把烟头丢得远远的，像发射出去的一颗子弹。不知是有意对抗，还是无意巧合，他派出的首席代表、联防总部副部长的名字只跟蒋介石差了一个姓，叫邓介石。按蒋介石的说法：介石者，坚如磐石也。

    当时不独有这两块“介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汉口代表就叫彭介石。

    为何取“介石”二字为名呢？

    据笔者多年查证，发现《周易豫卦》中有“介石”二字。豫卦的“六二”爻辞曰：“介于石，个终日，贞吉”；“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意思是说，夹在石头缝中，未曾预料，好在不到一天即得救，还算吉利。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都是因为六二居中得正。另据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菜根谭》有道：“君子严如介石”，是说堂堂正正的人就像一块耿直独特的石头，不像小人滑如脂膏。《菜根谭》在清代多次刻印，但流传不广。1915年，浙江奉化的孙锵在日本京都购得日本学者竹子恭所诠释的《菜根谭》，原文用汉字排印，解释则用日文。孙锵在国内从未见过此书，误以为国内巳经失传，遂带回国来，刻印之后赠送朋友。此年由日本回国的蒋介石很可能得到此书的馈赠。1917年以前，在正式场合，蒋都是用蒋志清这个名字。“介石”这个字，是蒋在1915年前后，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时最早用过的笔名。蒋中正这个名字是1918年蒋到广东投奔孙中山之后才起用的，受“中山”二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是否参照《周易》便不得而知了。到了晚年，蒋介石特别喜读王阳明的书。王阳明弟子所撰记师生论学答问的《传习录》中有这样的句子：“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人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蒋介石自己在讲述中庸之道时，也曾提到：“‘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因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不摇’之谓，亦即‘主敬所谓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所以蒋介石死后，专门修建了“中正纪念堂”，在纪念堂前修了个牌楼，牌楼正中匾题嵌了“大中至正”四个大字。看来这是对他名字的最好注释。

    再说邓介石果然硬得像块石头。

    而孙中山一辈子吃亏在于对敌手太仁慈。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不能把话说得太硬：“如经政府查明之后，你们运来的这些武器确实不是用来攻打政府的，我一定发还你们。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政府为了自卫，便不能发还你们枪支。”

    邓介石双手一摊：“这有什么好查的！我们是商团组织，枪不用来联防自卫，还会干什么？听到我们那句口号吗？——叫械存与存，械亡与亡！”

    孙中山感到十分恼火：“你不要拿这种口号来蛊惑人心，政府并不是有意与商团作对，而是确有困难需要帮助。”

    与此同时，英国海关也派人到黄埔军校，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海关税务司副司长史密斯走进军校校长办公室。办公室简朴、宽敞，和所有的军校办公室一样，这里隐隐约约有一种威严神秘的气氛。史密斯带着英国腔大声说话：“将军，你知不知道，这批军械持有大英帝国发给的护照，你的行为侵犯了我国的权力！”

    蒋介石感到自己受到了鄙视，顿时火冒三丈：“本人是军人，扣押这批枪械是总理的命令，我无权处置!”

    “我们的大炮你总该知道吧，告诉你，用不了五分钟，我们可以把你这个弹丸之地化为焦土！”

    “我们不会坐以待毙。珠江沿岸各要塞的80余门大炮不是纸糊的，你们那点地方也在我们的包围之中！”蒋介石说完摸摸自己的头骨和下巴，好像他不是他自己了。史密斯气得不停地哆嗦着，转身就走。

    蒋介石急忙吩咐教授部少将主任王柏龄：“你赶快传令各要塞加强簧戒，并通知海军局增援，把军舰调到军校附近，防止英国人麵然袭击!”

    王桕龄号称是蒋介石的第一只手，并不隐讳实情。他眉头一皱：“外强好说，内患难治。枪本来就少，陈赓、王之宇几个学生还拿到江边去摆弄，枪机都掉到江里去了。又有学生要把扣押的枪拿出来用……”

    蒋介石不悦：“损坏枪支就禁足，不是有规定吗!”

    王柏龄直摇头：“学生好办，军官就不好办，谁管得了呀！”

    “政治部主任呢?”

    王柏龄又摇头。

    ……

    说起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个差事，真是个换得最勤的官。开学才三四个月就换了两三任了。

    设置党代表、政治部主任职务，是由共产党人建议、孙中山认同的，旨在改变旧军队军阀独霸、军纪涣散的状态。可这是个新职务，谁也没有经验，所以主任的人选一开始就难产。

    按大部分人的想法，政治部主任就是要有学问。于是，最早的目光便投向了吴敬恒。这倒是个有学问的人。初任南洋公学学长，“苏报案”被疑告密后，秘走香港，转至伦敦，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回国后又创办《中华新报》。1921年率学生一百余人赴法国，出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是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他是孙中山的同盟密友，也是陈独秀的至交。他虽口称一世不作官，举动却不仗义。他不但后来做过蒋介石的高官，最可气的是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被捕后，上海几个北大同学以为陈延年是吴敬恒的学生，又是世交，请他作保，把被打成重伤的陈延年送医院治疗，再设法营救。不料吴接到学生的信，即复信道：像陈延年这样一个人，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到医院是多事，既然已经打伤了，倒不如杀了省事。还把信登在国民党右派的报纸上。陈延年牺牲后，愤怒的北大学生都说他是人面狗心，从此再也不叫吴的名字，都喊他“吴老狗”。

    这次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请他出山，他倒是满口答应。可还没上任，他又辞职来了。廖仲恺好生奇怪：“为什么？”

    “政治部有没有共产党？”

    “有。现有广州哪个机关没有共产党！”

    “所以我要辞职，我不能与共产党共事。”

    廖仲恺和蒋介石又请戴季陶担任。这也是个有学问的人。早年主编过《天铎报》等存影响的刊物，任过孙中山的秘书，与蒋介石结拜过兄弟，所以一请也就到任了。但很快他也提出辞职。

    蒋介石目光尖锐地望着他的把兄，同样不解：“为什么？”

    戴季陶已经脱下军装，换上他喜欢的一套黑烤纱的短褂裤，留着两撇小胡子，活像一个小商人。他嗫嚅道：

    “有人说你蒋校长都快赤化了！我不明白，你既然邀请我这样的国民党人来执政，又何必搜罗那么多共产党人来执教呢。我看国民党是快要亡了！你看吧，明年下雪，那准是给国民党戴孝……”

    他说到伤心处竟暗自流泪。蒋介石好言相劝：“你言重了。怎么是亡呢？目前联俄容共，壮大我党，应该说是兴。不瞒你说，总理对你近来的言论不很满意……”

    戴季陶一听跳了起来：“我不过是个中间派，你说我右，张继又说我左，我何能适从，所以我要辞职！”

    戴季陶没说昨晚的事，但蒋介石已经有所耳闻。昨晚在邹鲁家里，谈到共产党问题，因为戴季陶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不能不站在进步方面，对联合战线表示拥护；张继就骂他是共产党的走狗，戴季陶哪里肯服，反过来骂张是北洋军阀的走卒，两人越骂越凶，骂到最后，张继动了牛脾气，一边数落戴季陶：你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又从共产党干到国民党，是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一边拳脚相加，戴季陶打张继不过，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今天本来是要找蒋介石诉诉苦，反遭蒋介石抢白，所以主任一职坚辞不就。

    蒋介石拗他不过，只好同意：“你推荐一个人吧。”

    “谁当都可以。但你要记住，让共产党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当正莱。”临出门时，他又补充一句：“要是实在没人，让我的副手邵元冲来接吧。”戴季陶离开广州以后，政治部主任由邵元冲代理。

    邵元冲是前清举人，一个封建思想很浓的官僚。他根本不懂政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他住在广州，每隔一、二天到政治部去一趟，看看例行的文件就走了。他真把政治部主任当一个官做。本来口才就不行，一讲课底下直打瞌睡，被学生取笑为“催眠术教官”。他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干部，同廖仲恺很少打交道，与苏联顾问团向不来往。他这样搞了一两个月光景，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学校员工都提出撤换邵元冲的要求。蒋介石说起邵元冲也直摇头。经廖仲恺、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会商，只有请中共一个适当的人来当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一拍脑勺，想起一个人来。黄埔开学之初，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曾提供了一个15人的名单，第一人便是周恩来。不知现在此人在哪里。他把张申府叫来询问。

    张申府瘦瘦的个子，戴副眼镜，嘴角紧闭，一看就是个性情直率易于冲动的人。他是中共早期的重要人物。1920年，他在北京介绍北大学生、五四运动的活跃人物张国焘人党，成立了北京的共产主义三人小组。1921年在法国，他先发展了自己的恋人刘清扬入党，以后他与刘清扬又成了周恩来的人党介绍人。再以后，他又和周恩来一起，发展朱德入党。1923年他回国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推荐他去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他与廖仲恺配合默契，但与蒋介石不太融洽。所以当蒋介石问他：“你推荐的那个周恩来回来没有？”张申府没有好气地回答：“怎么没回来？人家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干政治教官，你们不闻不问，埋没人才！”

    蒋介石也不快：“开学以来百废待兴，我哪有时间注意每一个教官！”

    “能人得不到重用，庸才鸡狗升天，所以搞不好!”“你身为政治部副主任，不能这样讲嘛，你究竟尽职了没有？”

    “我不称职你可以撤换。对了，正好，请周恩来来担任我的职务，我辞职！”

    张申府扭身便走。蒋介石盯着他的背影，胸脯剧烈地一起一伏。

    ——这位被毛泽东戏称为“我的顶头上司”的张申府（他在北大任教时兼任图书馆编目股股长，毛泽东在图书馆任助理员〉，一气之下真的离开了黄埔。离开之前，他和周恩来谈了半夜。

    周恩来是何时回国的？蒋介石为何没有注意到他？

    ●周恩来告别恋人

    法国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三楼第十六号房间。

    这是周恩来的住所，也是旅欧支部的办公处。房间极小，只有五平方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外，容不下别的什么东西。但到这里来的人很多，坐不下时，就到附近一家咖啡馆里活动。周恩来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是与人谈话，或者写稿。稿费成了他的主要经济来源。日子很清贫，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碗蔬菜。蔬菜是他用随身带去的一只汽炉子熬的汤。有时来不及弄莱，只好就着开水啃面包了。

    在旅欧期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于1923年已与旅欧的国民党员王京歧开始国共合作，筹建旅欧国民党组织。同年9月，孙中山自上海颁发了一个委任状：

    委任王京歧为里昂中国国民党分部筹备处筹备员，方棣棠为比国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处筹备员，周恩来、尹宽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处筹备员。此状。

    总理。印。

    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署。

    周恩来接受了这一任命。同年11月25日，驻欧中国国民党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任总务科主任。1924年1月17日，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以筹备员身份报告了筹组经过。此后，即由聂荣臻担任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处长一职。1月18日，周恩来致函彭素民复命：“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先生及党部的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

    国共合作的形势需要大批干部。周恩来也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回国了。

    行李倒没什么，多的是信。通信最多的是邓颖超，他数了一下，大约有二百多封。他抽出其中的一封，坐在行李包上看了起来。他看得出，尽管信里多的还是革命的字眼，但伴之而来的“热情”，却一封甚于一封。对于他，“热情”增加一分，“痛苦”也就增加一分……因为他越来越急于接到她的信，急于见到她的面。她的一点细微消息，都会使他心头一顫。在天津“觉悟社”的交往，当初他们谁也不经心，可现在想起来，仿佛是某种预兆：演戏时，周恩来总扮女的，而邓颖超总扮男的；游行时，邓颖超被军警殴打吐了血，周恩来进警察厅质问，并写了《停课宣言》；后来周恩来被捕入狱，邓颖超他们背着铺盖要去顶替坐牢，出狱时周恩来抓住邓颖超的手使劲握了握，说了句玩笑话……在以前，周恩来对年轻女性矜持甚至腼腆，从不开玩笑。难道这是缘分？

    有人敲门。

    他从行李包上很快站起来，尽量使呼吸变得均匀平稳些。来人是位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她叫张若名，也是天津“觉悟社”的成员，是四年前和周恩来一起来欧洲勤工俭学的。他和周恩来关系很近，当时天津被捕的四个爱国青年代表，张若名便是其中之一。人们一直以为他俩能成为一对。在国外的圈子比较小，同来欧洲结成夫妻的不少：张申府和刘清扬；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和李富春……蔡和森性格直露，大概说过这个意思。周恩来以独身主义抵挡，在给邓颖超的信中抱怨：“和森使我厌烦……我连一个女友都未交过……我也不打算交女友。”弄得邓颖超也怅惘不定，女性的心毕竟要精细敏感得多，何况在周恩来临来欧时，邓颖超还恃意赶织了一件毛衣送他，在毛衣领内绣了“给你温暖，小超”几个字……

    周恩来请她进屋坐一会儿。张若名小心绕过地上的杂物，走到那把椅子面前，却不肯坐，目光直视周恩来，“你真的要回国了?”

    “是的。国内很需要人。”

    她漠无表情地望了一眼窗外的街道。万家灯火，马路纵横，暖洋洋的夜晚，一些巴黎人孤独地站在马路的交接点上。“是坐船吗？我到码头送你。”

    “我希望你能早些回国。”

    张若名不言语。他们相互打量着对方，说不清是歉疚，还是失落。7月下旬，周恩来和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人，由海路回国。这年冬天，张若名送走了另一名来欧的女友郭隆真，不知何故，竟退出了少共，并脱离一切政治活动，留在法国闭门读书，后来与一名留法学生杨堃结了婚。以后他们回到祖国，1955年周恩来从亚非会议回来，在昆明专门代邓颖超问候了他们夫妇俩。

    30多年后，周恩来给侄女周秉德讲过这段经历：在旅欧初期，他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周恩来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我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住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1971年7月19日，已担任总理多年的周恩来，发现来访的美国青年学者代表团为首的是位年轻的女性，触景生情，说道:“中国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喜欢选年青的女孩子做我们的领导。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我的爱人邓颖超同志当时就做领导工作。那时候，她只有15岁。”他还说到另一位跟他一起到巴黎的女性，“那吋候还有女孩子剃光头。有一个回族的女孩子，叫郭隆真。五四运动时，她就剃光了头，表示不满现实……”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对此事一直很关注。她觉得张若名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这总是一段恋情吧，尽管没过多久便告结束。直到邓颖超晚年，韩素音还在“小心翼翼”的刨根问底。邓颖超坦然一笑，毫不掩饰：“是的，有这么一回事。”她侧过脸，反问了韩素音一句，倒把她给问住了。邓颖超说：

    “不过这并不重要，是不是？”

    其实，周恩来未成的婚事不止这一桩。早在周恩来考人天津南开中学不久，因其品德和才能出众，颇受同学的青睐。自然也博得南开创始人及校董严修的格外赏识。1917年6月15日，严修长子智崇从北京写信跟父亲说：“周恩来之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为可为六妹议婚，但未曾向一人言之耳。”信中“六妹”是指严修最小的女儿智安，当时在北京贝满女中读书。以后严修的三女智舒当面询问智安的意见。智安年仅16岁，正在攻读学业，不愿谈婚姻事。于是此事便搁置下来。后智安终身未嫁，解放前夕患脑溢血去世。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周恩来知道了。他对此也持异议。有一次他与张鸿浩谈到此事时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定会受严家支配。”但严修是个开通人，并没因此事与周恩来存有芥蒂，反而更加敬重了。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毕业，以国文最佳者获特别奖，并到日本投考官费留学。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不久，爆发五四运动。周恩来被拘捕入狱。出狱后又被南大开除学籍，陷入失学失业的困境。严修依然爱惜周恩来的德才，捐资七千银元，设立“范孙奖学金”，举荐周恩来、李福景二人出国留学。此举得到张伯苓赞同，并经南开董事会通过。严修还给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介绍周恩来和李福景的信，并同替周恩来辩护的律师刘崇佑各资助周恩来五百元，作为他赴欧的费用，这样周恩来才得以成行。

    ●广州的一切令周恩来新奇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周恩来回到他别离四载的祖国。9月初，周眉来坐的佛山号轮船到达广州。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阮啸仙和彭湃到长堤码头迎接，把他们迎到彭湃在贤思街的住处居住，并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了一间房子临时办公。

    广州的街道十分狭窄，只有二三米宽。引人注目的是街上几乎没有英文招牌。但西方的影响还是有所表现：铺好了几条宽阔的街道，小汽车间或奔驰而过，路面铺了沥青，珠江岸上建了许多欧式楼房。

    这里没有北京那种彬彬有礼的高官显宦，更多的是袒胸露臂、忙碌不止的大腹便便的商人或小工厂主。这里没有北京浓施脂粉的闲情淑女，见到的是疲惫不堪的女苦力，挑扁担或拉平板车，载着沉重的货物往返于堆栈与提岸之间。

    一踏上码头，周恩来就发现，四年来广州的变化极大。这里熙熙攘攘。他看见很多人聚在一起，走过去一看：一个人站在高处演说，他旁边的柱子上挂着一张大幅的人体解剖图：肌肉、静脉和动脉、被剖示的腹部。这是一个大学生在演讲，他手上的小棍不时在图上指来指去，向全神贯注的听众讲解人体的构造。彭湃告诉他，这是大学生“到民间去”，进行文化启蒙的实例。再往前走，又是一群人，不过人少些。从人群中传来拉琴的声音。走近一看，是个唱曲的说书人。他在歌唱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故事。

    广州的生活就像万花筒一样，反映了中国发生的各种变化。还有另一种场面：在一条比较宽敞的街上，正有一支敲着锣鼓、打着旗帜的很大的游行队伍。在群众集会上有激昂的演说。这是正在罢工的印刷工人的游行，他们要求增加工资……周恩来很快又像在巴黎一样忙碌起来。10月，他担任了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他同时兼任了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

    这年的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3周年纪念，广州人民在观音山下第一公园集会。周恩来应邀去演说。台下四周黑压压一片，足有三四万人之多。周恩来的话很有鼓动性。最后他说了句：“全场的革命民众啊，我们团结起来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运动！”

    会后，民众似潮水一般向街头涌去。

    下午3时，游行队伍走到太平路至西濠口之间，便与全副武装的商团军相遇，街边一个商店楼上忽然一声枪响，商团军顿时匀游行人群施放排枪，当场被打死的20多人和受伤的百十号人倒在血泊中。街面被打乱的人群充斥着，到处是刺鼻的火药味和哭喊声。商团军还在穷追不舍。油业工人黄驹中枪身亡，还被追上来的商团军剖腹示众，其状甚惨。被活捉的群众遭到严刑拷打。商团军接着实行罢市，以威胁扣押他们枪支弹药的革命政府。他们的步哨从西关一直放到东山，盘査行人，凡是不会说广东话的外江人，无不受到他们的侮辱和打骂。

    中共、苏俄顾问团与廖仲恺、蒋介石在一道协商，认为政府必须组织革命委员会，才能对付商团的挑衅。在等候孙中山下决心的时候，周恩来向苏联顾问鲍罗廷洵问蒋介石的有关情况。鲍罗廷是个六英尺的高个子，蓄着八字胡，他娶了位美国妻子。他说话声音洪亮。他从嘴里拔出大烟斗，吱吱地喷着烟，摆摆手：“蒋介石正考虑调你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但你要记住，不要制造摩擦，不要吵吵嚷嚷。”

    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对付商团这样的组织，没有军队不行。没有军队也不可能有一个强大的党，革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鲍罗廷拿烟斗的手使劲朝下按着：“你太性急了。”孙中山同意回师广州讨伐商团的叛乱。商团团员大多是当地一些纨绔子弟，平时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真打起仗来并没有什么战斗力，经过’一夜激战，商团被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