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责任”不等于中国埋单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中国的国际责任应当从这个角色定位出发来认定。

    在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来定位中美关系后，“中国责任论”在国际舞台上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成为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主流话语。此后在多种国际场合，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声音频繁响起。

    “责任论”对正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是挑战还是机遇？取决于中国如何把握和应对。中国现在的综合实力仍然不够强大，国际国内仍存在诸多问题，总体来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

    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提出来了，到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进行了多年，但现状依然是：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因此，要下定决心，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

    二、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1978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但这样的结构，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反映了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结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在第三产业内部表现为，生活性服务长期占主导地位，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非主导地位。这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

    三、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24(百分号)，在世界5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60至70(百分号)。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50(百分号)，美国、日本只有5(百分号)以下。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

    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

    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这对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是缺水的大国，人均拥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我国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百分号)。从1996年至2003年底的7年间，我国减少耕地达1亿亩。此外，石油人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储量的8.3(百分号)，天然气只有4.1(百分号)，铜是25.5(百分号)，铝是9.7(百分号)。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

    五、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当艰巨，是“重中之重”

    我国人口近13亿，农村人口占62.3(百分号)，农村中的赤字县占35(百分号)，每县平均负债约400多万元，每村平均负债约20多万元，全国贫困县592个。近年来某些农村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返贫”现象。**后党中央鲜明地提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候了，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后五年到十年，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适时解决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和妨碍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突出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变动，产生的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较深层次的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三大问题。

    七、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当前全党必须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在这种条件下既要维护好利益，同时尽自己的责任，需要战略筹划。应当看到，“中国责任论”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它既与中国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寄望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关，又与中国提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有关。对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国际社会寄望我们能够多承担一点儿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不同的国家和国际力量，在喊“中国责任论”时，目的是不一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快速成长，是真心欢迎、高兴，并希望中国能够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上多发挥作用；而对西方某些国家来说，喊出“中国责任论”则有双重意味：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崛起这个现实，它们试图重构同中国的关系，将中国从它们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拉进体系之内，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它们共同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这个现实，试图找出一个新的话语来塑造、影响中国。

    鲁迅先生曾提醒大众要注意“棒杀”和“捧杀”。原因是对于“棒杀”，人们是警觉的，而“捧杀”则容易温水煮青蛙，如典故《风俗通》:“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当今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等重大事件上，中国的发展模式、制度优势因其独特的魅力、作用和效果，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些高帽子不断被扣到我们的头上，诸如“世界经济领袖”、“g2”、chimerica（中美国)等等。客观讲，我们要理解甚至尊重西方的一些顾虑、一些夸大，毕竟和平崛起，以及崛起后如何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是两个有联系，但不完全相同的命题。“捧杀”和“棒杀”，一曰中国责任论，一为中国威胁论，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硬币的一面是中国威胁论，西方部分人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担忧，进而在舆论和政策方面群起而遏制。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责任论，反映了西方主流思想对中国责任的反思和认识，即中国如何与全球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就美国来说，提出“中国责任论”有深刻的战略内涵。在美国看来，目前的中国已经“融”进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是并未完全“合”。中国还是一个“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一个深层次寓意就是，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利益攸关方”，真正地负起责任，就应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政治体制上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看齐，实现彻底的“转型”。实质上，美国在强调“中国责任”时，是单向的，即中国对美国负有责任，却不提美国的责任。

    欧盟在新出台的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中也特别强调中国的“责任”。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讲中国的责任时是将双方放到一起来说，强调双方作为伙伴负有对等的责任。不过，作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政治实体来说，强调对等的责任，对实力较弱的一方来说，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于“中国责任论”，如果中国对之置若罔闻，则有可能让众多发展中国家失望，也让西方大国更加怀疑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和崛起，同时让国际**势力抓到一个攻击中国的新把柄，如此，中国在国际上可能会孤立无援，外部环境将大大恶化；但如果中国像国际社会所寄望的那样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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