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中国的孩子们就知道有八个字，可以描绘一个阶级在道德上的窳败：头上长疮，脚上流脓。一个传了几代人的故事是，解放战争时期，歌剧《白毛女》演到哪个部队，那个部队便群情激愤，斗志倍增！一次，看着黄世仁领着狗腿子，在年关之夜冲到杨白劳家，剥夺去了一条红头绳的渺小喜悦，又抢走喜儿抵债，台下的一名战士突然站起来，摘下肩上的枪，就要向台上的黄世仁射去……

    在论述革命文艺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时，这部歌剧和差一点当了烈士的陈强先生，是屡屡提到的经典例子。这方面著名的例子还有，先是电影、“文革”里又改编为芭蕾舞剧的《红色娘子军》。“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随着吴琼花们坚定、豪迈的步履声，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企望巴掌能如五指山一样遮住日月的南霸天们，一定会在娘子军的军歌中化为齑粉……

    或许是孤陋寡闻，我至今不知道黄世仁、南霸天的创作原型来自哪里。但这并不意味我苟同迈克尔和泰勒先生的观点，他们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冷战高潮时期美国保守派学者的主要人物，在他们眼里，中国革命不过是莫斯科的少数野心家们双线控制的一副玩偶；而所谓的农民们的阶级斗争，只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们虚构出来的……在旧中国，阶级和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中国革命的诞生也就有了激情之外的必然性。

    六十年代，成都平原西面的邛崃山脉下，最后流注泯江的斜江河畔，占地各几十亩、一片片屋脊如无月之夜那黑压压的海浪层层推进的两座庄园，日益深地卷入了中国人的视线。作为艺术人物的黄世仁、南霸天，终于可以站一边去喘口气了；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物，虽然已死去十几年，可在庄园里的收租院、雇工院、水牢地牢、行刑室、鸦片房、逍遥宫……无处不徘徊着他的幽灵，他就是一度国人无不家喻户晓的刘文彩，他的老庄园大门口，解放后被置上一副对联——

    吃人的魔鬼宫殿罪恶的地主庄园

    参观庄园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每天达数万人之多。庄园内人头攒动，不少人被踩掉了鞋子，挤坏了挎包。晚上也无法闭馆，常常是数只巨大的探照灯将庄园内外照得如同白昼……据说，当时观众哭声往往响成一片，不分男女，无论老幼，边哭边看，边看边哭，哭了又干，干了又哭，人人脸上泪光闪闪，泪眼潸潸。

    一位记者捕捉到这样一个人物，“一位身穿军便装的女青年，在那尊‘背磨沉水’的模型前竟然哭晕倒了，她当时只叫了一声‘好惨啦’，便晕倒在展台前。同伴忙上前扶起她，又是呼喊又是急救，然后流着泪把她架出了这儿。这位晕倒的女青年，当时是西藏军区保育院的保育员，她回到家后仍不能自己，一想到那里就哭，一连三天没有出门，眼睛都哭肿了……”（参见周东浩《地主庄园沧桑录——刘文彩及其家人档案》成都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毛泽东肯定不相信眼泪，不欣赏林黛玉式的多愁善感，弱不禁风。但是刘文彩，在四川本名不见经传的大邑县的“隆重”出土，却给了中国人民在《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之外的一片活生生的忆苦思甜资源。自然，“思甜”也并非他最重要的本意，为了保持一种永不衰竭的革命精神，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他尤为关注的是将忆苦思甜的资源，化为一种全民族的“决不能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的警醒，以投入到当前和今后国际国内你死我活的阶级大较量之中……仅介绍其罪恶庄园的小册子，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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