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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调查:中国黑马富豪浮沉录第2部分阅读

    的《福布斯中国100富豪榜》成为采访杨斌的转机。在沈阳,记者冒充中国兰花协会的人员进行联络,才得以面见这位即将成名的“黑马富豪”——

    时间已经是2001年的10月。从开始关注那家名为“欧亚农业”的香港上市公司,至今已经有4个月,笔者几乎要放弃这个选题。

    但是,10月中旬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时间应该是10月23日。再次接到总部王长春的电话:“你一直跟踪的杨斌排到了‘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的第二名。我们提前拿到了这个名单,你马上出发去沈阳,看能不能采访到他、写一篇他的财富故事?”

    实际上,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广州总部,一项针对这次富豪榜的专题策划已经启动。根据“富豪榜”的名单,除了杨斌(第2)之外,编辑部还圈定了中国内地另外3匹财富“黑马”,他们是陈丽华(第6)、许荣茂(第5)、徐明(第18)。这4大黑马各自的企业名称分别是,欧亚集团、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大连万达集团和上海世茂集团。

    只所以在策划中圈定上述4人作代表,是因为对于《21世纪经济报道》乃至整个传媒介来说,前3者显然让人感到陌生,而后者则是上榜的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豪(2001年徐明只有30岁)。

    当时笔者并不知道这么多信息。当时的印象是,要做一个策划,要在25日完成采访,赶在26日签版之前交稿。

    于是进行简单的准备,立即匆匆上路。

    克鲁凯亚曾经说:“我们还年轻,我们永远在路上。”没错,作为职业的新闻动物,好记者永远应该在路上。

    而在此时,去捕捉另外3匹“黑马”的我的3位同事,也同我一样行色匆匆地走在路上。

    从北京到沈阳,火车只需要8个小时。对于记者来说,这8个小时正好可以当作一晚的休息。

    火车早晨7点的时候到达沈阳。首要的问题是先找家酒店将自己安顿下来,然后要立即打电话联系采访。在火车站旁边,因为采访经费的限制,记者只能选择那家看上去显得有些灰暗“邮政宾馆”。陪伴记者的,是特快列车上发给乘客作早参的一桶“康师傅”方便面。

    这时已经是10月25日的上午,距离最迟的26日上午截稿,留给记者的采访加写作的时间,只剩下大约24个小时。

    首先自然是打电话给副总裁边守捷,他主管对外公关,依然是联系采访的最直接的渠道。不过,与预想的一样,他还是拒绝。

    之后是查荷兰村的总机。自然,相信这样的经历所有的记者都有所经历——电话仍然被转接到主管新闻宣传的边副总裁的办公室。

    后面还有一丝希望,打电话给同事在辽宁省电视台的朋友,请他帮忙联系荷兰村——作为沈阳市重点扶持的项目,荷兰村总会给省内的新闻单位面子吧?

    结果,朋友周旋之后,答复的语气同样令人沮丧:“荷兰村相当保守、封闭,不管是本省的还是外地的,媒体的采访一律都吃闭门羹!”

    时间已经接近中午,如果下午依然不能采访,怎么办?

    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无奈之中,记者再次拨通荷兰村的总机:“请帮我接杨斌总裁!”

    “请问您是哪里?”电话那头是值班小姐职业化的应答。

    “我是中国兰花协会的,想找杨总谈点生意。”记者回答。

    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叫“特殊采访手段”,在传统的新闻学定义中,这样的做法是否属于违背道德的做法?

    “欺骗”的手法终于奏效,电话接进了杨斌的办公室,接电话的是杨斌的秘书:“请问您找杨总有什么事情?”

    这时候,记者于是将来意如实托出:“明天(2001年10月26日),美国《福布斯》杂志要在公布‘中国内地100富豪榜’。根据我们提前拿到的名单,杨斌总裁被排在了第二位。我们想对杨总裁进行专访。”

    最后,记者特意“将军”:“我已经连夜赶到沈阳了。”

    结果令人大喜所望,杨斌的秘书沉吟了几秒钟:“那好吧,下午三点以后,你过来吧。”

    令人兴奋!记者终于能够痛快地吃下火车上带来的那桶方便面,然后躺在宾馆休息一下,等待下午3:00的到来。

    在记者的第一次报道杨斌之后,有媒体曾经在它的报道说起记者第一次采访杨斌的这段曲折经历。不过,或许是以讹传讹,那篇报道中这样写:“记者(本书作者——笔者注)谎称是中国花卉协会的人,杨斌才答应:给5分钟交谈。”

    这样的细节其实是不准确的——首先,与记者通话的是杨斌的秘书而不是杨斌本人;其次,记者冒充的是“中国兰花协会”的人,因为杨斌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就是兰花种苗,以“兰花协会”的名义自然更容易见面;第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是不假,但是对方并没有说只允许5分钟访问,事实上,每次见到杨斌后,这位颇“讲意气”的富豪对本报记者都还是以礼相待的。

    6与杨斌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杨斌显然不是那种可以让你坐下来采访的人。他要一如既往的起身去巡视他的工地,他的谈话也不会按照逻辑向你完整地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一条完整的理念——

    如果你先第一次来到沈阳这座传统的重工业城,看到这座至今还保留着许多苏(联)式建筑的灰色调的城市,然后再来到沈阳西北郊这座叫“荷兰村”的卫星城,你一定会被荷兰村与沈阳市的强烈对比所震撼。

    整个是荷兰风格的红墙尖顶,到处都是欧式的廊柱和路灯。风车,人工河,廊桥,洋房,别墅,玻璃温室……尽管当时荷兰村的工地上充满机器轰鸣,但是仅凭已经完成的建设,你就完全可以将她认作是人间圣景。

    荷兰村的大门口正上方,张贴这这样的标语:“我们唱着东方红——建设《新沈阳》——开拓二十一世纪新时代”。宽阔的大路两侧,正如本报记者袁一泓的报道中所描述的,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欧式的住宅楼。

    杨斌的办公楼就位于荷兰村正中的位置。后来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这栋建筑完全是按照荷兰阿姆斯特丹火车站1:1的比例所建。

    请记住“荷兰村”中这座名叫“阿姆斯特丹火车站”的楼房。在2002年到来之前,这里一直是杨斌及其公司的办公场所;而在2002年以后,正是这座楼房的转让,成为投资者置疑杨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焦点。

    回到2001年10月25日的下午3:00。继续讲述记者对杨斌的专访。

    下午3:00,记者准时到达杨斌的办公室——荷兰村“阿姆斯特丹火车站”的主楼三层。

    杨斌的秘书,一位眉清目秀的男士向记者介绍:杨斌有午睡的习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一般下午1:30左右准时午睡,下午3:00左右准时起床。起床后,他一般都会自己开车去视察正大兴土木的荷兰村工地。

    不过,杨斌秘书的介绍并不完全准确。当天下午4:00左右,杨斌才从他那设有套房的大办公室午睡醒来。而此刻,在外间等待见杨斌的,包括记者在内,已经坐了三四人。

    在杨斌打开他办公室房门的第一时间,记者自然是第一个抢先进入的客人。

    很惭愧,今天的记者无法再回忆杨斌办公室的布置。或许是由于对于细节的忽略,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匆忙和紧张,记者如今只留下这样的印象:杨斌拥有一张非常宽阔的办公桌,桌上放着巨大的烟灰缸,案头摆放着他与一位外国政要的合影——是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还是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记不清了。

    至于杨斌本人,记者第一次见他的印象就是:第一,这位富豪真黑,38岁的杨斌黑皮肤、黑脸庞,整张面孔好像浸泡过一层煤灰;第二,这位富豪真胖,身高在165厘米左右的杨斌,体重估计已经接近200斤,大腹便便,手掌厚实;第三,这位富豪一点都不像南京人,反而像一个北方的富农,土气,豪爽。

    因为有这些特征,记者在此后的报道中,将杨斌称为“黑马富豪”应该是准确的:杨斌在财经界一直不为人所知却一出现就排名“中国第二”,当然是“黑马”;另外,杨斌人长得的确是“黑”。

    杨斌的这些特征在此后外界的报道中自然被广泛借用,看看那些报道的题目就知道——“牛人杨斌”、“富农杨斌”乃至“杨斌黑传”。

    至于杨斌的衣着,外界此后的报道是准确的。杨斌爱穿白色的衣服,白衬衫或者白色的短袖t恤,白裤子乃至白鞋子。这与他的“黑”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样一个细节或许有点意思,或者说,这个细节能窥见一点杨斌类似“暴发户”的心理。在记者进入杨斌办公室后,忘记是什么话题引起的,杨斌突然说:“昨天晚上五里河的庆功会你看了吧?是我们赞助的。”他还说:“刚才杨钰莹来我办公室了,你看见了吧?”杨斌指的是,2001年中国足球队进军世界杯入围之后,在沈阳市的五里河体育场举行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庆功会”。

    这样的细节对于记者第一次采访杨斌并没有什么用处。记者采访杨斌的目的,是为了印证杨斌的财富之路,或者说,是为了揭示杨斌何以成为“中国第二”的“黑马富豪”。

    当时的采访录音显示,坐在杨斌宽大的办公桌前,记者提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在明天(26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将在纽约宣布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您被排在了第二位,拥有资产9亿美元,仅次于刘永好兄弟。您对这个排名感到意外吗?”

    杨斌的回答是这样的——

    “《福布斯》每年评出全球最优秀的200个中小企业,这对于企业有积极意义,对于这个结果我们也当然是认同的。事实上,9亿美金是少了,我们的数字比这个还要大,整个荷兰村如果开发完毕,价值250亿以上。”

    然而,采访虽然已经开始,但是杨斌却显然不是那种可以让你坐下来进行长时间的访谈的对象。

    就在上述谈话之间,杨斌已经吸完了两三支“555”牌香烟,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不断。而原来跟记者一起等待在外面的一名外国人,此时也冲进了杨斌的办公室,他们似乎有生意要谈,两个人讲的都是并不纯正的英语。

    在杨斌受到置疑之后,有媒体报道,杨斌完全不懂英语,平记者数次跟杨斌的接触看,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杨斌的确到过荷兰,虽然英语讲得不好,但是还不至于“完全不懂”。而根据了解杨斌的人介绍,军校出身的他对军事倒是不怎么感兴趣,相反,对于英语和荷兰农业,杨斌是有真的爱好。

    这样断断续续的访问进行到下午4:30左右。杨斌起身了,向记者发出了命令式的邀请:“走,看看我们的工地去!”

    杨斌自己开车,开的是一辆高大的toyot吉普。等在楼下一同上车的,是当时杨斌的左膀右臂——上市公司欧亚农业的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阎闯。

    阎闯坐后排,记者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杨斌开玩笑:“你待遇不错啊,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开车。”

    座谈式的采访显然是不可能了,坐在车上,记者自然也无法笔记,只能手中抓着一台小型的采访机,随问随录,录下的都是只言片语。何况,杨斌要经常停车,对正在作业的工人们进行现场指示。

    这时候,记者真的要庆幸此前3个多月中对杨斌及欧亚公司所做的大量“功课”。因为,杨斌的谈话既不会按照逻辑向你完整地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更不会花功夫完整地向你解释他的理念。

    采访只能变成了按照记者的理解对杨斌经历和财富的印证。记者的问题只能类似于这样提:“你在国外的分支机构是有15个吗?”“在国内投资的分公司是有13个吗?”或者问:“你为什么要将其他公司卖掉,全部收缩到沈阳来?”

    杨斌的回答同样都是只言片语。他说:“这是我回国7年来第一次接受采访。中国有句俗话,枪打出头鸟啊。”

    当记者问到1999年从四川“欧亚农业”退出的原因时,杨斌突然说:“你对我满了解嘛!”

    是啊,3个月的“功课”岂能白做?“我都关注你3个月了。”记者说。

    “那件事情你不要写,”杨斌显得很严肃,不过他还是回答记者,“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外资投资国内上市公司,我是第一大股东,却不能做董事长。后来我要建设荷兰村,董事会不认同我的理念,我就只好退出。”

    联系以后与杨斌的接触以及外界对杨斌的报道,杨斌讲话的“没有逻辑”是值得推敲的:第一,如果杨斌真的思维没有逻辑,这当然要归咎于他的修养;第二,如果杨斌可以讲得很清晰却故意东一句西一句,就只能是说明他想隐瞒一些事情了。事实上,在记者之后看杨斌接受的一些电视访问中,他是可以很清晰、严密地阐述他的经营理念的。

    这此杨斌视察工地用了一个半小时。过程中,阎闯发言不多,只是回答杨斌的一些关于公司的事务性的问题。杨斌说:“小王你要好好写一写我们阎总啊,他为荷兰村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下午6:00左右,杨斌的车开回了办公室。安排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一些荷兰村的介绍材料之后,杨斌亲自递给记者两份材料,一份材料写的是《赤子情怀——记沈阳市荷兰村创造人杨斌》(详见附文3),而另一份则是杨斌的个人简历。正是这两份材料,一份非常张扬的突显着杨斌的“功绩”,另一份则给记者后来分析杨斌的经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记者注意到,这两份材料是杨斌从他的办公桌后自己拿出来的。一位身价百亿的富豪,为什么宣传自己的材料都要自己保管?这样的细节令记者当时就感到好奇。

    杨斌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这些企业家,挣钱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最高

    兴的事情就是亲眼看着自己创造的东西一点点建起来。所以,我和我们公司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怎么宣传自己。”

    直到后来杨斌出事,记者对比由公安部门出具的杨斌简历,上述疑问才得到解答:在杨斌的简历和事迹中,存在着太多的模糊点,如果外界一一核实,不难发现其中的秘密。所以,杨斌的低调有道理。

    附文3:赤子情怀

    ——记沈阳荷兰村创造人杨斌

    (本文由杨斌本人向记者提供)

    沈阳。城北于洪区北陵乡。个叫小韩屯的地方。

    许多年前,这里一片荒芜。远离都市,杂草丛生。

    这是一片沉默的土地。然而,它将洽谈室不同凡响。它在等待着一次刻骨铭心的砺炼、等待着一次耕耘……

    它在等待一个人--一个叫杨斌的人!

    1987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告别了祖国、告别了故乡,从中国的南京来到了欧洲大陆的荷兰,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他叫杨斌,生于1963年,按照古老的中国民俗,他属兔,以草为食。在此之前,他也许不知道,其实荷兰是一个以花草闻名开世的国度,而他自己,也将与花草为伴,开始其毕生的努力。

    杨斌五岁就成了孤儿,一直跟随祖母长大。家里很穷,年迈的奶奶没有工作。靠在街边摆茶水摊来维持家计,杯水车薪,因此,常常要靠亲属来接济生活。没有玩具,没有漂亮的新衣服,没有被父母领去玩耍的欢乐。杨斌说,他小的时候,最怕听到的一句话说是:他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杨斌都会很难过。他曾经说过:18岁之前,他什么苦都吃过。童年和少年留给杨斌的记忆充满了苦难与艰辛。因此,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成了他与生俱来的理想。而苦难与艰辛更构筑了他坚韧的性格。让他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踏实而清晰。

    在莱顿的城市,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富裕的农民和兴旺的绿色农业、鲜花农业;看到了风所未见的耕作方式,看到了令他赞叹的规模化、产业化的高度现代化的现代农业。苤顿是个农业城市,周边的农民大都富有,家庭的人均收已经到了25万美元。最典型的是每家每户都是开着宝马、奔驰等名车,生活十分富足。几年的留学生活,杨斌和周围的许多农民有了很深的交往,他诧异地感到,荷兰的农民和中国的农民是两个概念:在中国说这个人是农民,一个是土,一个是穷的意思;可在茶兰,农民第一是有产阶级,第二是非常有钱的人。这感觉给了杨斌强烈的冲击。他想要是中国的农民也能这样那该多好啊!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偶然的一个闪念,成就了他不远的将来。

    荷兰是发达的农业国家,蔬菜、花卉、奶制品及肉类加工等产业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产品的总出口额达70亿美元,在世界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占有较大的份额。荷兰供应着欧洲两亿人口的蔬菜,被称为”欧洲的菜篮”。杨斌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农业,还是学生的他暗下决心,渴望着有一天能把荷兰的农业技术引进祖国,为祖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一点努力,一占微薄的贡献。

    和许多留学生一样,杨斌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生活。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解体,市场逐渐开放,杨斌敏锐地动察了其中所蕴含的商机,开始往来于中国和欧洲腹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荷兰、波兰、捷克、俄罗斯……棉制品、纺织品、成衣……

    杨斌是聪明的,他好象天生具有商人的秉性与才干,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仅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总资产也直线上升为数千万美元,二十多岁的杨斌成了荷兰欧亚集团董事长。很快,他从简单的易货贸易中收手,开始了实业投资的第二次创业,而特色农业成了他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几年以后,杨斌的实力一天天壮大起来,成为子公司与营销网络遍布全球的农业与花卉业巨子,据有关方面的市场调查数据,中国花卉市场70的鲜花都是杨斌引进的。

    1994年,杨斌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放弃了荷兰安逸的生活,毅然回到了祖国,面向中国内地进行投资。他先后在沈阳、大连、成都、长春等地建设了大型析温室与冷库公司,并在北京创办了全国最大的花卉超市--莱顿超市。在多年的投资与开展业务过程中,他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的省份,看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农业经济的不足,许多地区也引进了技术设备,建立了农业园区,可普遍是小规模园区、分散式的经营,远远达不到农业现代化的标准。杨斌知道,在茶兰,出口额在20亿元的农业现代化集团多达四百多家,正是这些农业集团的大规模产业化经营构成了荷兰农业长盛不衰的基础。把这些大集团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带到中国来,最好的办法是学习或借鉴他们的经营模式,在中国也建立一个大规模、完整的农业示范基地,给中国农业提供一个现代化的样本,成为萦绕在杨斌脑海里的一个宏伟的构想。

    也许就是在这时,一个伟大的蓝图开始浮出了海面……

    公元2000年9月20日,沈阳市大二环路上一向偏僻的小韩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天空中彩球飘舞,地面上花园锦簇,荷兰村,一个美丽与诗意的所在,终于撩开了自己神秘的面纱,向世人绽放了瑰丽的笑容——一个大型的国际性盛会。首届中国(沈阳)国际农业博览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从1998年开始,杨斌在小韩顿屯6000多亩的土地上,以精妙的构思,巧夺天工的建造,完成了一个堪称奇迹的创造。荷兰村,一个农业和旅游业完美结合的典范,一个集高科技农业产业、旅游产业以及相关配套服务设施于一体的大型园区,展现在人们面前。它的规划与建筑所体现出的雍容气度,让每一走近她的人情不自禁的惊喜和赞叹,这里所有的建筑、园林都展现出优美常有的荷兰风情。蓝天、碧草、白云、清风;洁白的吊桥、巨大的风车……伴着绿草与大片大片盛开的鲜艳的郁金香。园区内精巧地排列着优美的哥特式建筑,典雅的乡村别墅;大大小小的风车随处可见,还有纵横蜿蜒的园内河渠、欧洲中世纪的雕塑、古老的路灯、门徽、甚至落地长窗厚重的白色窗纱也充满韵味地招展着——一个如诗如画的人间仙境……

    随着荷兰村的声名远播,这里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朝鲜国家领导人金正日通过大使馆找到了杨斌,在参观了荷兰村的温室以后,非常感兴趣,并邀请杨斌去朝鲜访问,希望他能将这种生产模式和现代化的农业介绍到朝鲜去。为此金正日特批了150多公顷的地用于和杨斌的合作,杨斌也因此受到了总统级的礼遇。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和欧共体的领导人奇桑特以及日本的前首相海布俊树都曾到过这里。他们共同赞赏荷兰村移植了一种整体的现代化农业经营理念,把古老的中国农业发展和欧洲的先进文化与技术做了有效的嫁接。因此,荷兰村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企业行为本身。霍克说:“来的人可能不知道有个沈阳,但一定会知道荷兰村”。

    一个十三年的梦,圆了……

    荷兰村的建设已经在国际、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在当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荷兰村将建设成立中国北方一颗璀灿的明珠,成为东北亚地区最大的庄旅游、观光的胜地。在这里,人们可能进行各种休闲、商务活动、可以享受世界各地的风味小吃、购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消费品并深入体会完完全整整的荷兰风情。作为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大的高科技农业园区,这里将汇萃世界各地的农业企业,集科研、开发、生产和技术推广于一本,通过典型示范作用,加速全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农业产业化的步伐,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巨大的贡献。

    1999年,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视察了荷兰村,他对杨斌和荷兰村的建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这就是中国的第二次农业革命。第一次是安徽的凤阳,土地年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革命就是现代农业的革命”。

    2001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亲临荷兰村视察,也对荷兰村的总体规划项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要求要抓好这个项目为农业现代代建设带来质的飞跃。

    在荷兰村园区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建筑,它就是荷兰国际博览中心,这座被大家俗称为“火车站”的四层哥特式建筑,它的外貌与比例都是严格按照荷兰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建成的,许多人都在为这座建筑雄伟的外观与金碧辉煌的内部装饰所倾倒,可人们却不知道,建这座国际博览中心,还含有杨斌的另一层用意。愿来,荷兰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建于十九世纪后叶,而建楼用的款项,却是来自于清政府的“庚子赔款”,这是中华民族用鲜血洗刷不尽的耻辱,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无法平复的伤痕,杨斌说:他并不是单纯为了模仿而建造的,在它们的更深处,其实有一个更严肃的含义,那就是“勿忘为耻”!

    如今“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就矗立在美丽的荷兰村园区,它将和我们一起,见证一段创造未来的历史。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400多年前,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原产于中国的郁金香,被大漠里颠簸的驼队带到了阿拉伯,又辗转传到了荷兰,并在荷兰生根开花,大放异彩。如今,一个叫杨斌的中国后裔,创造性地建设了美丽的荷兰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

    让我们祝愿并记住这一切吧,记住杨斌,记住在中国沈阳,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她的名字——“荷——兰——村”!

    7“黑马”亮相

    记者通宵写出的稿件在2001年10月29日见报。随同《21世纪经济报道》当期的“福布斯中国100富豪”策划一起,杨斌的名字迅速引起传媒界的高度注视。虽然本报当时的报道仅仅描画了杨斌正面的轮廓,但是从当时的背景来看,报道是客观的、让人解气的——

    结束采访,已经是10月25日的下午6:00左右。总部报纸签版的时间是26日(星期五)中午,这意味着,记者要在明天一早交稿,而写稿的时间只能是25日的通宵。

    赶紧赶回宾馆,跟编辑部简单汇报,保证明天一早交稿,然后上街,简单地吃点晚饭,赶紧沿街找寻写稿的目的地——网吧。

    在《21世纪经济报道》创业的初期,像记者这样在网吧中写稿的情况并不稀奇。当时,我们的记者并不是每人都配备手提电脑,而编辑部催稿的电话往往又十万火急,要知道,写好财经新闻的深度报道并不是几个小时就能搞掂的事,所以,当时,出差的记者在当地网吧中通宵写稿在本报是很正常的事。

    已经不记得是沈阳市什么位置的一家网吧内,年轻的男女“网虫”们噼噼啪啪地敲打键盘,听音乐,上网聊天,而记者,一名刚刚采访完“中国第二富豪”的所谓的财经记者,却在为新闻稿件绞尽脑汁。

    要写3000多字的大稿件,要搞清楚一位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潜伏了7年之久的富豪的身世和财技,报道要尽量冷静以防写成吹捧文章……诸多的要求使得刚入行不过半年的记者痛苦不堪。

    好在网吧的老板是位好心人。到了凌晨3:00下班的时候,记者跟他解释有稿子要写,他就默默地躺到了值班的沙发上,直到凌晨7:00以后,记者敲打完稿件的第一个字。

    已经是10月26日了,如果不考虑时差,美国纽约的《福布斯》杂志已经出版。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的这些富豪们,正在晨光中像巨鲸一样浮出海面呼吸。

    走出网吧的时候,沈阳的阳光普照大地。

    其实,与记者一样“在路上”的另外几位同事,也同记者一样经历了采访和写作的痛苦经历。譬如,被派往大连采访排名第18的万达集团总裁徐明的记者刘国华,据总部的编辑后来说,他到采访结束时就已经感觉到“快撑不住了”。

    但是毕竟,我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26日下午的时候,总部的王长春和张彬两位主任又打来电话。前者说:“你终于见到文采了,写杨斌开着吉普车‘宛如一位国王’,多好!”后者说:“稿子写得冷静而又蕴涵着激|情,是我改动最少的稿件。”

    27日,报纸面世了(报纸上标注的出版时间是2001年10月29日)。头版假头条的位置,是《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亲手拟定的通栏双行标题:“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炮制过程大起底堵访四大黑马隐秘富贵第一次开封”(如图)。

    当期29版-32版整整4个版面上,100富豪列队而出。前文所述的本报追访的4大“黑马”一一亮相。(如图)

    据发行人员说,当期的报纸在上摊的第一天就全部售完,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更是全线飘红。

    在个人财富意识日益复苏的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读者们对富豪们惊人的财富张大了好奇的眼睛。

    还是回头继续谈论杨斌。在这份由在中国留学的英国青年胡润(ruperthoowerf)所做的排行榜中,对杨斌的描述是这样的——

    第二名:杨斌;年龄:38岁;企业:欧亚集团;财富:9亿美元;上市地点:香港;从事行业:房地产、旅游、花卉。

    杨斌曾经参过军,25岁的时候移民去了荷兰。在那里他做了7年的纺织品生意,之后回到中国。在沈阳,他投资了2000万美元开始花卉经营。他还在沈阳投资开发了一个多功能的农业园区项目”荷兰村”。除此以外,他还涉足旅游及房地产。

    而在本报配发的评论中,对杨斌作了这样的评价——

    72亿人民币,今年《福布斯》排行榜的最大黑马,《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让他浮出水面。38岁的杨斌年轻而传奇,“这样一个五岁成为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的青年,在中国社会转型最痛楚的沈阳,在中国加入wto可能最危险的农业方面,给人希望,催人奋进。”

    如果您对杨斌更详细的经历感兴趣,不妨读一下记者在当期报纸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杨斌:驰过鲜花遍野的神话黑马》。(详见附文4)

    从当时记者所能获得的信息来看,这篇报道虽然是正面的,但是凭心而论,她是客观的。至少,记者没有将杨斌不愿为外人所知的国内股的那段经历隐瞒掉。而对于杨斌资产、投资线路、履历的记录,也忠实地依据了当时可信的资料。

    当然,如果您还对当时的所有富豪及其群涌的现象感兴趣,记者推荐您阅读一下张彬主任配写的那篇评论——《阳光下的富豪公众化的责任》(详见附文5)。

    虽然从今天的角度回头看,对于杨斌的评论已经难以说正确,但是在当时仅有的信息中,在当时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突起的浪潮下,那样的评论是激荡人心的。

    附文4:杨斌—驰过鲜花遍野的神话黑马

    (《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10月29日第29版头条)

    □本报记者 王玉德 沈阳报道

    黑马富豪

    38岁的欧亚集团总裁杨斌有个习惯,每天午睡醒来后,他都要亲自开着那辆高大的丰田吉普绕荷兰村一周,督导工程的同时,也细心欣赏自己亲手在沈阳西北郊缔造的这片人间胜迹。

    荷兰村位于沈阳市于洪区,占地面积6000亩,这已经超越了原初意义上的农业综合生态观光基地的概念,其建筑的规模和布局简直就是沈阳的一座卫星城:玻璃温室花卉生产基地、农产品深加工区、花卉博览中心、16万平方米的室内海上沙滩……杨斌流连其中,就像一个国王。

    10月25日,杨斌再次午睡醒来的时候,连夜从北京赶到沈阳的《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坐到了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就在明天(26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将在纽约宣布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您被排在了第二位,拥有资产9亿美元,仅次于刘永好兄弟。您对这个排名感到意外吗?”

    “《福布斯》每年评出全球最优秀的200个中小企业,这对于企业有积极意义,对于这个结果我们也当然是认同的,”杨斌没有显示出记者想象中的惊讶,一如既往地起身去巡视他的荷兰村,“事实上,9亿美金是少了,我们的数字比这个还要大。”

    根据杨斌自己的描述和记者多方取得的资料,杨的资产构成应该是这样的:总部为投在荷兰的欧亚实业集团,下属的全资机构包括分布在全世界的十五六个分支机构和国内的六七个子公司,这些机构大多从事鲜花和花卉种苗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业务,而在所有的这些资产中,又以设在中国沈阳的欧亚实业有限公司为核心,其主营项目就是荷兰村。

    “海外的资产目前很难统计有多少,单就荷兰村而言,目前的价值就在60亿人民币以上,如果最终开发完毕,荷兰村的总资产会超过250亿。”杨以数字回应了《福布斯》的评价。

    对于财经界,杨斌的出现显然有些意外。不仅去年《福布斯》杂志排名中从未出现过他的名字,就是在国内的媒体报道中,人们也很难摸清这位企业家的来龙去脉。

    然而就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杨斌,居然在传媒的视野之外积累起9亿美元的身家,并且一下子就排到了中国富豪榜的第二位,与排名第一的刘永好兄弟仅有1亿美元之差。

    一切的出现仿佛在一夜之间,杨俨然是财富圈中的黑马。

    “中国的国情复杂,因此对于外界的宣传,我们一直保持低调。中国有句俗话,枪打出头鸟啊。”在开车带记者参观荷兰村的一个半小时中,杨反复对记者重复这句话,“今天是我这些年来第一次公开接受采访。”

    吃百家饭的国际孤儿

    很少有人知道杨斌的个人经历,然而他的个人经历实在富有传奇色彩。

    杨斌说,小的时候,自己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5岁就成了孤儿的他,靠年迈的奶奶摆茶水摊和亲戚的接济才得以长大成|人。1981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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