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看，里面还有一发手枪子弹。信的内容是让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并且不准共产党进行活动。最后一句是：“请看看这发子弹，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就莫怪我们送子弹了。”周恩来折起信，淡淡一笑。1940年下半年，日军又对重庆大轰炸。红岩办事处大门口、防空洞口和曾家岩50号小天井，都落下炸弹。轰炸刚停，院子里硝烟弥漫，周恩来从防空洞出来，拍拍衣裳的尘土进城开会去了。他似乎已经习惯了来自天空和地面的威胁。

    ●接触最多的阶段，也是争论最多的阶段

    这期间，蒋介石和周恩来会晤多次。

    1938年12月3日，周恩来经衡阳到达桂林。八路军刚在这里建立了桂林办事处，由吴奚如、李克农先后担任处长。这是周恩来同白崇禧商谈后得到他同意而建立的。6日晚，蒋介石在桂林约见周恩来，正式提出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内的主张。他对周恩来摇头说:“你们提的共产党跨党，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我就约毛泽东来面谈。”

    周恩来插言道，“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且为达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不一定都这样想，所以届共终究还是两党。跨党是为了取得信任，但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以采取其他办法。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

    “如果共产党全体加人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人国民党，而不跨党？”蒋介石不失时机。

    “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即被视为失节，或者失信仰，这对国民党也是有害而无益。”周恩来越往下谈，越显出他辩驳的机智。

    蒋介石泄了气，用低沉的、呆板的声音嘟囔着：“如果你考虑合并的事不可能，就不必电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但蒋介石这个念头并没有打消。12月12日，蒋介石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他指望最重大的事件能在这一天按愿逆转。他在重庆主动召见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他把手一挥，又一次邀请聚集在周围的人走到圆桌那边去，仿佛要着手实现他建议似的。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者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是跨党办法绝对办不到。”蒋介石故意表现出宽宏大量，却又很认真。

    可是，他在周恩来脸上没有看见预期的醉心赞赏的样子，只看到明显的感到无聊乏味的表情。他对蒋介石瞧了一会儿，等王明说完后，又补充了几句：“我们诚心地拥护蒋委员长，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并不是为了组成一个大党，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原则所不允许的。”

    蒋介石稍微俯身在桌子上，已经用另一种严厉的声调说下去：

    “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的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会变的。”

    这番话的确令在座的共产党人吃惊。他抓住大家沉默的一刻，环视一圈说：“你们到了国民党里也是强有力的骨干，为国家民族，一道来共同努力吧，不必再搞什么共产党了。”他的目光停在吴玉章身上，“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这是不可能的事。”吴玉章淡淡地说了一句。针对蒋介石露骨的话，双方争执起来，一谈谈了四五个小时。后来，共产党入都不愿白费口舌，默不作声。蒋介石本人也精疲力竭了。他曾经把自己全部矫揉造作的热情、他的整个所谓自我激动，都贯注到他所准备的计划中去，而现在却泄了气，变得疲弱无力了。‘

    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是对12日会晤结束时那种场面的毫无意义的重复。

    1939年1月20日，也就是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前一天，蒋介石又约周恩来继续商谈。

    “延安对五中全会有无意见？”蒋介石问道。在周恩来没说什么后，蒋介石又把话题转人他至为关心的统一两党的事。

    周恩来干脆拒绝了：“不可能。”

    “你自己可能做不了主，请你电请你们中央，最好在五中全会中得到你们的回电。”

    “各地反共捉人的事不断，还是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吧。”

    “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就是我手下的人也常感不安，这次会上可能会有人提及此事吧。”

    蒋介石在等待回答。他询问似地望着周恩来，头微向后仰，下巴略向前伸。那只捏着红蓝铅笔的手停在半空里。

    “现在汪精卫也走了，正是两党合并的好机会。即使暂不赞统一，也要拿出个新办法广蒋介石继续说。

    “你有什么具体办法吗?”周恩来问。

    “还没想得。”

    “你的意思我明白，不就是想在会议斯间得到我党的支持吗?”周恩来没有说出另一层意思：迫使共产党在全会斯闾作出具体让步，以利蒋搪塞众口，以利防共。“你的意思我会及时转达中央也争取在全会期间给你一个答复。”“那好，那样就好。”回到办事处，周恩来给中央提出两点建议，一、对国民党的全会，中央应有一点表示；二、拍一密电，提出我党的具体意见。

    24日，中央回电。25日，周恩来将回电转送蒋介石，并附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委座钧鉴：

    上次承面嘱电询中共中央对国共两党关系之进一步做法，现已收得延安复电，谨呈录如另纸。按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国民党全会开会期间，各省同志定多对中共不满言论，然综其所据之事实不外（一）畏惧中共发展，（二）指摘中共下级有反对国民党口咢或文件，（三）陕甘宁边区不开放，——若较之中共党员在各地所受之苛刻待遇，直不可同日而语。

    盖中共既巳成为党，当然需要发展，惟因合作既属长期，故中共六中全会特决定不再在国民党及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员。如国民党容许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青年团兼为党员、团员，则中共党员名单可公开交出，以保证相互信任。且中国之大，无组织群众之多，中共更愿在某些省区减少发展，以示让步。但最基本的保证还在一方面中共绝无排挤或推翻国民党之意图，另一方面国民党在钧座领导之下，突飞猛进，必然日益巩固其政权之领导，则对中共部分之发展又何足惧矿1中共下级诚然有某些幼稚行动，然充其量不外袭用过去某些口号，且其中亦须有所区别，有些文件确为抗战以前之文件，有些下级党部对中共中央之政策路线尚未彻底了解，有些更一望而知其为份造或更为陷害者所捏造。周恩来在列举了国民党许多表里不了的做法后，写道：

    钧座试思之，中共之容忍，已至如何程度，而反对者给予敌人挑拨之机又如何？职寻思再四，认为国民党同志尚有如此作法者，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哄共所取之态度迄未一致……目前为解决亊实上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合往各地视察实际情况，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实际之接触既多，本之信念可固。困难既多经解决，进步办法必随之产生，中共中央之所允诺保证者，亦得于实际中证明其诚意，而增益两党之互信。职所见本末如此谨率直胨之如止，愿钧座予以考虑而解答之。专呈。敬请崇安！

    周恩来呈

    1月25日于重庆

    蒋介石看完信和附件，极不满意：狡辩嘛！把责任都推到政府头上！他在房间里轻轻走了几步，立即叫秘书去请周恩来面谈。周恩来一到，他就沉下脸，重复了延安密电上的几句话，把那冷冰冰的锐利的目光甩过去，发出责备之声：“这些话还用得这时来讲吗？如此说来我们抗战到底的“底”不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够了！”

    在这紧张的沉寂当中，周恩来不想多呆，就要离开蒋介石的会客室时，他用低沉、清楚的声音，不是单独对谁说，而是对屋里所有的人说：

    “前一阶段，我们，包括蒋委员长，前线将领，都在一心一意计划如何长期抗战，为何要将好的开端扭到斜路上去呢？搞得磨擦丛生，一党独霸，究竟对何人有利呢?”

    这动话说出来时，正碰上蒋介石走向房间远远那一头的半路上。他猛地转过身来。

    “立即发布命令，打退敌人的进攻。但是，”蒋介石突然提高了声音，仿佛又在和周恩来争论，“国共两方阵地各守其责，不得越界!”他停了一下，又用很低的声音补充，“除了空军，去吧。”

    ●下棋轶事，周恩来回乡

    抗战期间，有关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传闻很多，趣闻也不少。他俩与棋王下棋的故事就流传很广。

    一次，“棋王”谢侠逊正与棋友黄群对弈，蒋介石派人来召见。谢用目光征询黄群的意见，黄群推开棋盘说：“你去吧，但不要忘记骨气二字。”谢侠逊整装来到蒋介石官邸，与蒋介石对坐在树荫下的石桌两边。宋美龄与近卫数人在旁观棋。双方寒暄一番后，蒋介石指着摆着的棋盘，示意要与棋王对阵一局。棋王问：“如何下法?”蒋说：“平下。”棋王伸出两个手指说：“让二先。”但蒋介石觉得有失面子，执意不从。双方竞争执开来。蒋介石脸上渐有怒色。卫士们使劲拿眼示意棋王退让，哪知棋王愈发不从，站起来，拂袖而退，双方不欢而散。1940年夏天，谢侠逊在重庆东方文化协会的棋室里，与棋友郭春涛正在下象棋。正巧周恩来进来。郭春涛作了介绍，棋王起身相迎。周恩来紧握他的双手说：“谢先生，久闻大名。”接着称赞了他的爱国思想。谢侠逊古道热肠，听了自然高兴。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他们一边品茗，一边对弈。弈前，谢侠逊要求互先平着，周恩来却坚持让二先。对弈中，周恩来心情舒畅，就自己知道的棋趣说了起来：“明人重炮，清人重马，是不是这样？如此我们应该重兵卒了。”谢侠逊大为吃惊：“周先生不愧为博古通今的棋坛高手。诚然，马虽有八面威风，但可用兵卒制之。”周恩来听后朗声大笑；“对！兵卒就是群众，抗日救国就要广泛发动群众嘛！”……

    这段收入《体育文史》的轶闻，不论真假，都形象地刻画了两人迥异的风度气质。

    实际上，当年的真事比传闻要多。

    蒋介石一直关注周恩来的行踪。周恩来在讲话里也时常提到蒋介石。1939年2月16日，周恩来带着警卫员刘九洲，同新四军军长叶挺一道，从重庆乘飞机到达桂林。18日，桂林办事处的少校科长邱南章作为随行副官，陪周、叶去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2月23日，天气晴朗。周恩来同时挺和随行人员共10多人骑着马，来到太平县三门乡。吃饭的时候，开明绅士刘敬之的长子刘寅问起周恩来的名字。周恩来刚说了姓周，刘寅就问：“你是周恩来先生吗？”

    厢恩来笑笑，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从武汉《新华日报》上看到过周先生的照片，很像您。”

    “你们这里也能看《新华日报》吗？”

    “是黄诚（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给我的。”

    周恩来听后，又笑了起来，朗声说：“我是周恩来。”

    在新四军军部门口，周恩来受到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部领导人的欢迎。正在握手之际，陈毅亮着大嗓门赶来了：“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周恩来不好当着众人面说此行兼有调解叶、项之间矛盾的任务，只说来看看大家。陈毅一把搂着周恩来，兴致勃勃地用法语唱起了《马赛曲》。云岭正在开新四军政工会议。周恩来瞥了一眼会场，问：“怎么只有马、恩、列、斯的像，没挂孙中山的像？”

    项英说：“是咱们内部的会。”

    周恩来说得很尖锐：“连孙中山的像都不挂了，看起来挺左，实际上很右！”

    项英点点头：“以后挂上。”

    很快20天就过去了。告别时，人们依依不舍。不知为什么，陈毅的心情也沉重起来。他在与周恩来的合影上题了一行小字:“于1939年3月14日送恩来北上。”

    15日上午，他们又路过太平三门，在刘敬之家休息、吃中饭。刘寅拿着笔墨纸砚，要周恩来题词留念。周恩来接过纸笔，稍加思索，欣然命笔：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绥靖地方保卫江南为全联导为群众倡

    因抗日机缘来皖南道出三门两遇刘主任及其公子谈及捍卫乡里驱逐日寇大义凛然亟可钦佩爰专此应敬之主任及其公子旭初先生之嘱

    周恩来

    刘氏父子轮番看字，赞不绝口。刘寅年轻，口无遮掩，突然冒出句：“周先生，我要参加抗日，您带我到延安吧！”

    刘敬之在一旁直着急，拿眼制止儿子。

    周恩来却不见怪，说：“你的儿子有出息。”他又转向刘寅：“要求抗日很好，这里有新四军，有抗日的队伍，到新四军去同到延安去是一样的，你可以去找他们。”

    “他们要是不要我呢？”

    “你就说是我要你去的，你去找陈毅。”周恩来说着，要邱南章拿出20元钱作伙食费。刘寅执意不肯收。周恩来说明这是新四军的规矩，一定要他收。再三推让之下，刘寅出了个主意，收下这20元钱作为捐给三门小学的经费，周恩来同意了。

    周恩来的皖南之行，很快由中统人员报告蒋介石。每看到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到他蒋介石时，自然要反复审视几遍，这些话便记牢了：“在新四军的欢迎会上，周恩来讲，抗战中光荣伟大的成绩的获得，应该说是我们民族领袖蒋委员长的坚强领导，前线上牺牲的受伤的百万将士的血迹……”“二期抗战照蒋委员长的解释，是我们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走入反抗取得胜利的时期。在浙中开学典礼上，周恩来在讲到浙江的进步时，第一条就是中央政府和我们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对浙江省的指导所造成。……”蒋介石欣慰之余，又生出疑虑和不快。因为他发现在大多场合，周恩来先讲到蒋介石的“功绩”，紧接着又讲起毛泽东。譬如，周恩来说，“我们只要读过蒋委员长告国民书，读过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的训词，读过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这两本书，一定都会清楚日本强盗在一年多的战争中，它的困难是一天一天地加增。”讲到抗战将遇到的困难时，周恩来又是这样讲：“委员长的几次宣言上都说到新的时期我们还要遇到更大的更艰危的困难，毛泽东在中共的六中全会上也说到，新阶段的到来，还有更大的更多的新的困难。来待我们克服。”蒋介石不悦起来：“娘希匹，我成了一顶帽子！”他吩咐手下，“周恩来已经到了浙江境内，对他的行动要严密监视!”

    于是，在周恩来所下榻的旅馆周围，出现了特务的身影。

    周恩来身穿黄呢军服，肩披军大氅，刚刮了胡子，脸颊两旁青里泛红，浓黑的眉毛下大眼闪动。

    驻在金华的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旬令部，接到第三战区关于周息来来浙抵金的通知后，立即组织了欢迎队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接到中共东南局的通知，化装成商人，戴一副淡墨色眼镜，秘密来到金华，组织金华的地下党员以公开的社会职业身份参加欢迎队伍，怕的是对周恩来有所不测当天晚上，国民党兰溪县电告，“周今日不能来金”，欢迎队伍遂散去。刘英心里也直打鼓，不知周恩来出了什么事。’

    原来，那天周恩来到太平后，为避开附近的国民党驻军，当机立断，同随行人员一起乘兵站预先准备的三辆大卡车，直驰金华城内，并单独带着同车的少数人员直奔军人服务部歌咏队刘良模队长的住处一金华铁岭头10号，先向刘良模了解情况。没有意外，才住进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从这天起，蒋介石就开始收到中统关于周恩来来浙行踪的密报。

    周恩来坐在床沿上，先和党员们讲起时事。“日寇进攻武汉，蒋介石恐慌万状，几十万兵马溃不成军；接着又仓皇指使部下在洞庭湖畔搞什么‘焦土抗战’，火焚长沙古城，损失惨重，民怨。”周恩来略有倦意，身子斜靠在床头，继续说道，“最近衡山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由蒋介石主持，我按照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会上我强调了团结抗战和反对分裂投降的方针，这是大义凛然、无可辩驳的，镇住了会场上的歪风邪气，李、白桂系部队和蒋的嫡系的一部分将领也表示支持，蒋介石也被迫接受。当然，也有一些人私下议论说不同意，但是没有人敢拿到会上。”他用手指了指窗台上的一大堆名片，“连曰来，有一批批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持名片向我表示问候和求见，其中有不少是我过去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我选一些人来接见，就利用这个机会，对他们晓以衡山会议精神，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

    正说着，日军飞机伴着巨大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开始轰炸金华。

    “走!”周恩来一起身，其他人便跟着跑出来。他们坐上大卡车，开进兰溪方向的树林里，继续开会。大家席地而坐，周恩来一边讲，一边警惕地扫视四周，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人在偷听。

    11点多钟，空袭警报解除，他们随即乘原车返回城里吃中饭。

    后来周恩来又应邀到党的一个外围组织读书会做大会报告。挂名会长谭计全是黄埔学生，黄绍竑的学生，这次特别卖力。周恩来在台上讲话时，他一直恭敬地立在讲桌的左后侧，当报告中提到最近召开的衡山会议是“蒋委员长”亲自主持时，他按陈诚发明的党规，把皮鞋后跟一碰，发出“格达”的响声。有些听众被这响声震了一下，扭头一看是他，都憋不住要笑出声。周恩来也注意到这点，随后的报告中再也不提“蒋委员长”了，免得这位黄埔老学生再烦神那个了。

    浙江省主席黄绍竑陪周恩来也到了金华。系的《东南日报》立即以“黄周同车到某地”为题大作新闻。黄绍竑心里哼了一下：消息好灵通啊，马上就追踪来了！他同周恩来住在山土一个姓潘的上海商人的别庄里。住了几日，周恩来一走，黄绍竑回到金华，就接到蒋介石突然发来的电报，问他同周恩来谈些什么。黄绍竑直摇头，想事前并未接到要与周恩来正式商谈的指示，还能谈什么呢？于是他归纳了三点：一请周指定个代表人，遇有问题时可随时商量，周先提到汪兆泰，但想了想，又提吴毓，因吴毓与黄很熟；二是要求中共参加地方工作的人员，只能在工作岗位上努力，不可发展组织，黄想让周将共产党员在浙名单开给他，周没有答应；三是中共不能在后方地区发展武装组织。蒋介石接到黄绍竑的电报，还是疑虑重重地关注着周恩来在浙行踪。

    周恩来回到故乡，探亲、扫墓，开展活动。有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总跟着他。他叫王戌是周恩来的姑表侄。周恩来很喜欢这个孩子，对他和他的父母说：“这个小表侄，给我做干儿子吧!”玉戌和他的双亲自然非常乐意，当下就拜了干爹。分别时，周恩来勉励他好好读书，做个有用的人。王戌牢记干爹的教导，1949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刚毕业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服务团，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虽然经常去北京出差，每次路过中南海，干爹近在咫尺，却从不去打扰。直到1986年9月，周恩来的姑表妹王去病去探望邓颖超，邓颖超偶尔说起：“有人讲我们有很多养子，其实他们都是烈士的子女，对烈士的子女我们有抚养的义务。真正的干儿子只有一个，他叫王戌，但我们让他自力更生，他现在在哪儿我都不大清楚。”“他在福建，现在已经离休了。”王去病告诉她。

    在新四军官兵时常住的金华江南旅社里，周恩来向东南局和闽、浙、翰三省委的领导人讲了话。在谈到浙江的抗日形势时，周恩来指出：浙江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处于辅助地位，在抗战的第二阶段，浙江的地位将要重要起来。“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他说着笑了一下，“当然也是我的老家。这里复兴社和系、军统和中统的力量都比较强，从上到下都有一整套组织。浙江文化水平高，国民党统治的手段也比较高明，这是浙江的一大特点。目前他们内部党政军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复兴社、和桂系黄绍竑的矛盾。“黄绍竑利用抗战的有利形势，在浙江扩充自己的实力，复兴社和系都极力阻止黄势力的发展，矛盾越来越大。周恩来认为，黄绍竑要在浙江独树一帜，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他的这些力量，最后必为蒋介石搞掉。后来果然如此，不久，蒋介石就派俞济时来浙江，把抗敌自卫团四个纵队改为四个师收编过去了。到了1940年下半年，各县的政工队也被保安处长宣铁吾以“整肃”的名义解散了。

    有领导问：“现在能不能在国民党军队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周恩来抿了一下嘴唇，答道：”与抗日友军相处，我们的态度是不卑、不亢、不骄、不躁；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的同志都要埋头苦干，不暴露、不突出、不剌激。蒋介石视他的军队如性命，最怕我们在他的军队里发展党员。为了团结他合作抗日，我们向他讲明了不在他的军队里发展我们党的组织，我们可以用交朋友的方式去进行工作。主要是军官，争取一个‘判官’，胜过—百个‘小鬼’。”

    省委宣传部的同志把出版的《东南战线》、《浙江潮》、《青年团结》等刊物拿给他看。周恩来翻了翻，指着封面说：、“不要搞得太‘红’，封面上用红五星没有必要，要讲究斗争策略，隐蔽一点。《东南战线》第一期登的这篇《周恩来的小副官》，这就不必了；刊出《项英将军印象记》的文章，就更不策略了；不能把《东南战线》办得与《群众》一样，两者性质不同，应该内外。”

    《浙江潮》周刊社主编严北溟本与周恩来早就相识却没有机会和周恩来交谈，被社里的人一个劲埋怨：“周副部长来了，这么好一个机会，你为什么不去报告工作呢？”严北溟无可奈何：“大家都在场，我不好说呀!”眼看周恩来快要启程，严北溟自己也懊恼不已。晚饭后，众人还在埋怨，忽有一辆小轿车驰到酒坊巷巷口，从车上下来一个副官，找到严北溟：“周副部长在签到簿上看见你的名字，刚才人多，不便单独留你，现在请你去谈谈。”

    满屋的人惊喜异常，只差欢呼出声了！严溟赶快坐车来到旅行社。副官领他走进一间客房，就转身走了。客房里静悄悄的，四下无人，他看见对过一扇门半掩着便信步走去，探头一看，呵，正是周副部长，他正坐在小凳子上就着一只木盆在洗脚，周恩来抬头看见严北溟，连忙笑着招呼：“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就来。”他三下两下擦干脚，起身走出来，让严北溟坐在沙发上。

    谈话中，严北溟向周恩来倾吐了内心的苦闷，他是大革命时期由郭亮介绍加人共产党的。马日事变后，与党失去了联系。他协助黄绍竑工作已不容易，而系和复兴社特务早视他为“准共党”，而严加监视。他希望能重新恢复组织关系，并离开浙江到解放区去工作。

    “北溟兄，”周恩来亲热地叫着严北溟，其实他比严要大八九岁。“你的工作很有成绩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现阶段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我不是也在重庆和他们打交道吗？蒋先生也时时刻刻监视我。”他用手按住严北溟的肩头，又说：：“北溟兄，我相信你是懂辨证法的。对黄绍竑，要看到他积极的一面。你是站在党的一边对黄做统战工作，应该继续下去。相信你在浙江是大有作为的。”

    “我重新入党的问题怎么办?”

    “了解了你的经历，我们是欢迎你到党内来的。但你想过没有，黄绍竑要开展这些工作，为什么不找一个共产党员或去找一个国民党分子做助手呢？为什么要找你这样的无党派人士呢?就目前情况看，你还是不入党为好，这样有利于统战工作的开展。一人党，对黄就不好说话了。要记住，不入党，党也是把你看作自己的人的。”

    谈话间，招待员端上几盘饭菜。周恩来请严北溟一起吃，严推说已经吃过了。周恩来还是硬把他拉到桌边一起吃。

    浙江省党部特务立即把周恩来召见严北溟的情报密电重庆。不到两星期，蒋介石便电告黄绍竑，要严北溟“赴渝一谈”。因为周恩来的召见，：到了重庆，严北溟顿时身价百倍，蒋介石竟亲自出马，找严北漠面谈,希望他能站到蒋一边，做黄绍竑的工作，以后，陈立夫和陈布雷等又轮番以高官厚禄相许，逼他下水。可谁的话也没有周恩来的话那样刻骨铭心。他回到浙江时，想把蒋介石的话告诉周恩来，可惜周恩来已经离开了。

    ●蒋、周同游南岳。周恩来不幸受伤

    在华中，日本军队继续保持着进攻的势头，南昌在1939年3月底陷落,长沙再度告急，蒋介石一时无力词八路军、新四军发生大的磨擦，至少不使这种磨擦太表面化了。可是，动荡不安的南方局势，连南岳山中的出家人也坐不住了。他们放下经书，走上街头，唱起救亡歌曲，并推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南岳办事处主任颜友民，为成立佛教救国协会向上级申请备案。

    蒋介石接到报告，久久不肯答复，令左右大惑不解。因为侍从室的人都知道，蒋介石一生信奉算命卜卦，笃信阴阳风水，多次去庙中求过签，听和尚讲经算命：，这次为何给僧侣抗日泼冷水呢？后来才知道蒋介石第一次游南岳时，一位老僧错把蒋介石当成求问财运的，弄得蒋介石既不快，也从此不信这里的僧侣。

    颜友民得知缘由，便转向周恩来求情。周恩来当即答应找蒋介石商量。蒋介石一听周恩来是为僧侣成立救国协会来的，顿时挂下脸，晡喃道：“佛门弟子。戒规为不杀生，如何能去抗敌杀贼呢？还是安生把经读好吧，免得被人笑话佛道不深！”

    周恩来说着他的理由：“如果连出家人都来抗战，我想抗战必胜无疑。劝日寇立地成佛不可能，以佛教来推动全民族抗战倒是件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蒋介石不说话，坐在椅子上，胸脯一起一伏。

    在颜友民的引荐下，周恩来和叶剑英来到南岳镇的祝圣寺。

    方丈暮笳端起一本留言簿，上前一步：“请周将军题字。”

    周恩来接过本子，沉思片刻，大笔一挥，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念经”八个大字。

    僧侶们都围上来看。暮笳方丈重又捧起留言簿，眼角泪光闪闪，大为称奇：“绝妙呵，绝妙！国难当头，佛门弟子应以抗倭为首位，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又不忘佛门本业，得体，得体啊!”

    随后叶剑英又发表了“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说，使得南岳宗教界群情振奋。他们又根据佛道教“救苦救难的传统观念和宗教道义不宜上战场的特殊原因，建议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改为“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

    蒋介石闻讯也认为周恩来的做法得体。到了抗战后期，蒋介石接受了风水专家肖萱的建议，在重庆陪都举办时轮金刚法会，超度抗战阵亡的将士，并为抗战早日胜利而祈祷。

    春意浙浓，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树绿了，花开了，大雁在空中排开队伍，长声地呼应着，一切都有了生机……

    蒋介石和周恩来再度来到南岳，共商抗战大事。一天，蒋介石派副官把周恩来请到他的会客室。

    周恩来见蒋介石两只眼睛发红，湿润润的，又有点发直，便问道：“委员长，有什么事吗？”

    蒋介石从茫茫然中清醒，把一份电报递给周恩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亡。”宋哲元是抗日名将，久经沙场屡败敌寇。他的死，使蒋介石十分难过。

    周恩来也很伤感，沉默片刻，他想起去年蒋介石曾让宋哲元到此休养了两个月，便向蒋介石提议：“宋将军一度息影南岳,虽身患沉疴，仍念念不忘抗日救国，确是中华民族的楷模。将军在麻姑桥留有遗迹，我们去那里瞻仰，以寄托哀思吧。”

    蒋介石同意。两人带着随从，步行来到麻姑桥，只见对面的石壁上刻着一行大字：“不教胡马度衡。”签名为“卧虎”二字。这是宋哲元自比“卧虎”，寓意猛虎息于林莽，一有动静，便会扑上战场……再往前行，又见一块大青石上刻了“诚、真、正、平”四个大字。这是宋哲元当二十九军军长时为官兵制定的“四字令”：诚以修身，真以究理，正以处事，平以待人。

    蒋介石伫立良久，感叹道：“明轩（宋哲元宇）治军有方，这四个字就是军队的灵魂。”

    周恩来点头称是：“正因为如此，二十九军将士才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在南苑战役中出现了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这样的民族英雄！”

    说着，他们已来到纪念这两位英烈的“双忠亭”：亭中有宋哲元撰写的碑文。两人诵读一遍碑文，毕恭毕敬地向石碑三鞠躬。

    蒋介石吩咐副官拿来纸笔墨砚，想了一下，落笔写了副带有佛教色彩的楹联：

    佛曰方中，忽痛阴云遮护法；

    倭奴未灭，为怜民族失干城。

    蒋介石把笔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把笔蘸浓，手腕轻轻抖动，纸上便洇出两行字：

    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卢沟月；

    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两个人的字各有特点：蒋介石的字坚挺隽长，一笔一画不连带；周恩来的字娟秀浑圆，笔锋似连似断，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两个人的性格跃然纸上。

    在北方，国共的磨擦事件日趋严重，愈来愈表面化；4月，山东国民党秦启荣部制造了博山事件，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杀害指战员四百多人。5月，陇东磨擦加剧，陕甘宁边区的镇原县被包围，枸邑县被攻占，整个边区受到进—步封锁……边区群众为了表示抗议-把国民党委派到延安的县长马灌江赶走了。蒋介石一听大怒，栺派中统负责人徐恩曾找周恩来面提抗议。

    徐恩曾带着随员，往周恩来的办公室一坐，就放开了连珠炮：“贵党既然同意政府在延安派驻县长，就有责任保护他的安全，如今被人赶走，；中共竟不何不闻，总说不过去吧丨如果国民党以牙还牙，也动员群众将中共驻渝人员逐出重庆中共又将如何？”徐恩曾问完之后停住了。他觉得中共理亏，满以为即使不能再派人进驻延安，至少中共要就：事表示歉意。他看看周恩来，抖着膝盖等待着。

    周恩来说此事为当地群众所为，与中共无关。徐恩曾对周恩来的这种说法倒早有预料，可接下来的话让徐恩曾大出意外。周恩来说：“群众之所以闹事，和马县长本人的出身有关。别人不知道，你徐先生应该知道，我们那边最厌恶从我们那边出去的人（指中共的叛徒），陕西省政府不该派这种人来，故意使我们难堪，群众心里有气，故而出事。”

    徐恩曾与随从面面相觑。

    周恩来继续说：“那位马先生党性很强，干党务工作，是把好手。至于干政治工作嘛，哈哈!”周恩来大笑起来，并做了一个手势：两臂直伸，再从左到右转了一圈，示意政治工作要尽量灵活，不能直来直?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