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忘记。”

    周恩来给戴笠去电，要他迅速查办此事。周恩来还电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一听，大为光火，直瞪着眼，立刻召见戴笠。

    戴笠惊恐地站着，说车上坐的人是廖仲恺的女婿，蒋介石更加暴怒，问道：“伤势怎么样？”

    “这……李少石现在……”戴笠嗫嚅道，“现在抢救无效……”

    戴笠木然地站着，听候处理。

    “我再三严令，要你安排好毛泽东先生在渝的安全保卫措施，嗯，你，你……”蒋介石从口袋里掏出条白手帕，拭了一下沁出微汗的额头，继续说：“你和张镇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当面请罪，汇报肇祸实际情况。派经国立即去医院慰问，察看实情。以后更要提防，谨慎小心。”

    “是!”戴笠仰起头，沉着脸退出。

    蒋介石担心的是由此可能传出谣言，使他陷于被动。因李少石遇难，发生在毛泽东在重庆，又恰恰在红岩村附近的路上，司机将李少石送到医院后又不知去向，使人不能不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所为。甚至已有谣传，说特务本来是要暗杀周恩来，因李少石的眉毛粗黑像周恩来，把李认作周恩来错杀的……蒋家与廖家早年在广州，私交甚笃，蒋介石常常住在东山廖家。后来，廖仲恺被刺，四一二事变后，两家在政治上有了分歧，不相往来。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廖夫人何香凝在重庆才同蒋介石见面。直到听说凶手已经抓到，知道肇事原委，他绷紧的心弦才松弛下来。

    当晚，办事处里像开了锅。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事同毛泽东的安全有关。有人喊起来：“这是政治赌杀，是国民党下的手！找蒋介石算账去！”周恩来面色严峻，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怯怯地说：“我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事情发生后我们的司机（临时雇来的）就自己跑掉了？”他的话一出口，众人一齐围上来说他没有立场。周恩来制止大伙：“这有道理，你再说说。”

    小伙子说说停停：“在我们四川有时司机开车很快，不小心把国民党士兵碰了，喊停不停，士兵举枪就打。会不会是这个缘故?”

    周恩来点点头：“这有点道理，要研究一下。”正说着，副官报告说凶手捉住了。周恩来起身就去打电话。宪兵三团团长就是原来给耗介石清洗假牙的张醴泉，他将肇事士兵抓获后，即接到张镇的命令：“委员长要亲自审讯!”他刚要出屋，周恩来的电话也到了：“听说凶手已经抓到了，请将人立即押送八路军办事处，由我们处理。”

    张醴泉左右为难，只好说谎：“哎呀，您的电话来晚了一步，五分钟前蒋先生已经把人提走了，真对不起。”对方无言，喀嚓一声把电话挂了。一一张醴泉是黄埔六期毕业，后来做到陆军司令部少将参谋，徐州警备司令部代理司令，1949年任西南第二纵队司令时率部起义。他对此事长年负疚于心，常对人说：“我平生只做了一件亏心事，我不该欺骗周恩来先生。”

    事后经过调査，确如那位年轻人说的，当汽车回城时，司机开快车，撞伤在路边的一名国民党士兵。班长见汽车肇事后没有停下来，就朝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的工具箱穿过，打中李少石的肺部至死。周恩来在安葬李少石后，也亲往医院看望那个受伤的士兵，愿由中共负责一切医疗费用。返回的路上，周恩来说道：“人不要有主观主义，不要存成见，李少石一事就是很生动的例子。”全国解放后，他对个别人在写回忆录时，仍说李少石是特务暗杀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邓颖超对这样不实事求是的说法，也很有意见，嘱咐童小鹏转告，一定要改正。

    以后又召开了旧政协会议。各项问题都讨论出了眉目，只差个宪草问题了。1月27日，周恩来飞回延安请示，取得共产党领导的一致后，于30日飞回重庆。1946年1月31日会议闭幕。政协会场离国民党中央党部相距不远。政协综合小组下午2时散会，国民党中央就于3时起开会，一直开到6时。许多国民党人如谷正纲、张道藩等在会上吵啊吵，顿足捶胸，大哭大闹，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他们对五项协议表示不满，对于宪草尤其不满。蒋介石就坐在他们中间，手握住腰间的皮带，任他们大哭大闹，一言不发。最后，蒋才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协议，还待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

    1月31日晚7时，开政协闭幕会，蒋介石亲自主持，把五项协议逐条宣读，夹叙夹议，大加称赞；惟独对于宪草加以保留。蒋说：“宪草只是党派协议，我们大家不能包办民意，还须取决于国民大会，将来再斟酌吧。”这样，五项协议就箅全体通过了。8时散会，接着宴会，夜10时才完。人们都以为政协至此总算大功告成了。

    可事实并不如此。宪草首先出了问题。关于宪政当时有三种蓝本：英美式；孙中山式；苏联式。周恩来对接替赫尔利的马歇尔说过：我们愿意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这样一来，只剩英美和孙中山式两种选择了。民社党的张君劢用偷梁换柱的巧手段，保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之名，运人英法宪政之实。但这样一个宪法最不利于蒋介石的。因为蒋介石只能摆在最高地位，只能做总统而不能做行政院长，没有实权了。就是降做行政院长吧，也随时有倒阁的危险。这样的宪法对执政党最为不利而有利于在野党。所以张的这种设计，在野各方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连宪草主持人孙科也放弃了他父亲一生奔走呼号的五权宪法实质，而点头承认了张君劢的设计，孙科自己想当行政院长，国民党其余代表亦无人反对。陈立夫得到情报，坐不住了。急忙赶到蒋介石家里，要蒋介石出面制止。蒋介石握着佩剑的把，不置可否。陈立夫也不多言，告退去办了。从多年的交往中，他已十分清楚，凡蒋介石不表态的事，就是默许了。

    戴笠也来报告。蒋介石挥挥手：“我自有办法。”

    正在委员们庆贺成功，在沧白堂报告时，出了乱子。夜间灯光朦胧中，特务就从后面乱飞石头打人。到了2月10日，在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时，情况更严重了。郭沫若带着夫人、褓姆一家六口前来参加；有位画家，一大早就携带画具，来到会场，选定位置，准备描绘动人的画面。周恩来也应邀出席。当筹备会推定的大会总指挥李公朴一到，刚走到台前，即被特务包围，拳打脚踢。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暴徒流氓大打出手。李公朴被扯着胡须，一脚踢到主席台下，胡子扯掉一半，头部被铁尺打伤，血流如注。郭沫若刚喊了一句：“请勿打人！”眼镜一下被打落。马寅初不但身受重伤，连马褂也被剥走……周恩来到达会场时，特务已经打起来了。目睹惨状，周恩来连声痛斥：“这是什么国家！”

    这样，举国瞩望的政协通过的种种决议，被国民党公开撕毁。由蒋介石、陈立夫等制造的“较场口大血案”轰动全国。

    民盟的梁漱溟对此很不解，私下问雷震：“宪草原则在小组会上国民党完全同意，怎么又变卦了呢？”

    雷震拉梁漱溟，压低声音说：“嘿，你不知道，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出席各小组的代表在会后都要向蒋主席汇报。唯有孙科懒得面蒋报告，只把宪草小组会议记录送蒋过目，而蒋根本没看。我们屡次请他看，他却始终未看。到了政协闭幕前夕，蒋才看会议记录。这一看，可不得了！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事……”

    事件之后，周恩来同邓颖超、廖承志等携带慰问品和鲜花，赶到市民医院慰问受伤人士。在较场口血案中，许多中国劳动协会会员同特务打手斗争，为了防止特务暗害，周恩来派人把该会负责人朱学范连夜送离重庆。晚上8时，周恩来出席民盟代表团召开的紧急会议，同到会的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他受大家委托，准备与张君劢、陈启天、李烛尘一道去面见蒋介石。可蒋介石已经逃之夭夭，据说去台湾看风景去了。特务却不肯罢休。他们以“冠英”的化名，于12日写信给周恩来。周恩来打开一看，内附一粒手枪子弹，信中说：“假如你要向蒋主席报告10日民众大会被捣乱的经过情况，请兄看看这颗子弹。老实告诉你，这颗子弹等你多时了，现在我们不能再忍耐了。我们看，谁占上风？”

    周恩来读完信，把它交给《新华日报》：“请将原信全文公布。”

    不久，《新华日报》也被特务捣毁。

    到了1946年4月，蒋介石又春风得意起来。苏军就要从东北撤出，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问莫斯科或在边境某地会晤，蒋介石却摆开了谱：“斯大林邀我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我，则不受其欺诈也!”此时，美国已帮助他将正规军的百分之八十，约160万人调集到内战前线。5月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23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了长春。这一天，蒋介石偕宋美龄到沈阳巡视，亲自对东北解放区作进攻部署，并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等高级将领的陪同下，游览了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墓。蒋介石甩掉黑披风，将文明棍顿顿地，指指天，踌躇满志：“自从1914年奉孙总理之命前往东北调査革命情势，实则已经是相距32年之后旧地重游，这块土地又踩在我的脚下！”

    这一年，蒋介石59岁，周恩来48岁。4月28日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跟文化界人士作道别茶会。那天应邀到会的有两三百人。由于东北问题的谈判仍处在僵持中，酒至三巡，周恩来已有些不胜酒力。他将酒杯沉重地放在桌上，心情也像灌铅一样沉重。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呵，”他望了一眼窗外的天空，眼角似乎还有一滴泪在闪光，他唉声叹道，“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第11章周恩来的胜利与蒋介石的危急之秋

    ◆周恩来忍无可忍：“我是淮阴出生的人，我要在这一点上让步，我有何面目见地方父老？！”

    ◆蒋介石对美国人少有的幽默：“如果你帮助我打败共产党，我就破了我一生的戒律，喝你们的威士忌。”

    ●连美国人也开始骂蒋介石无能政府腐败

    还都南京后的蒋介石，不可一世，积极布置向解放区的进攻。手下人为他准备了汪精卫的官邸给他用。可蒋介石认为不吉利，不肯去住。宋美龄倒认为无所谓，这官邸系汪精卫花了无数金钱筑成，富丽堂皇，亭台楼阁，十分壮观。何况汪精卫生前并未享受过，还是新的，何不迁人？蒋介石执意不肯，说国家多难，做个节约的样子也是好的，于是又搬回军校老官邸去住。

    5月3日，周恩来同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等飞抵南京，住在梅园新村。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这是一所带有庭院的两层小楼。周恩来住在梅园新村30号，环境比重庆时还要险恶。周围不到一百米的范围内，就有国民党的10多个特务据点，门对门、窗对窗地进行监视，化装成摊贩、鞋匠、算卦先生、三轮车夫的特殊人物，日夜在周围活动。

    两党仍在进行和谈。国民党代表是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国内的第三者是民盟，常由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出面。国际上的第三者是美国，主要的代表是马歇尔元帅。后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协助马歇尔，一切活动都由他们俩人出面。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是个中国通，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与周恩来关系也挺好。

    马歇尔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过美军参谋长而声望甚高，这次来华又衔美国总统使命。马歇尔曾支持过史迪威，也骂过蒋介石无能和其政府腐败。因此蒋介石一开始对其抱着又敬又怕的心理。总认为马歇尔是属于“受了中共宣传之所蒙骗而对国民政府不无偏见”的美国人，何况马歇尔不苟言笑，时常对蒋氏夫妇的微笑摆出一副严峻的面孔”……

    周恩来对马歇尔的评语是：马歇尔在1945年12月开始来华时，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们在三个月内相处甚好。但在1946年3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协议。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可是，这一切都在悄悄发生变化。

    事情还是从长春问题开始的。民盟曾提出一个新的调停方案：中共军队退出长春，国民党只派行政人员和平接收，不得派军队进入，国共重开谈判。周恩来表示对这个方案可以考虑，将请示延安作最后决定。马歇尔也说这个提案是有意义的。那时，马歇尔与蒋介石同住重庆林园山洞。马歇尔同蒋介石一说，蒋介石却说：“共产党的气焰太盛了！非打下它的气焰不能搞成和谈。你让我打它10天，打一下才能往下谈。”蒋请马不要阻拦他用兵，而马歇尔站在美国立场也想压迫共产党一下，马就默认蒋打了。马歇尔的失败从此开始。他默认后就不再转达民盟的方案。只对民盟代表说：“政府即将还都，蒋主席即将离渝，一切到南京再谈吧。”蒋介石看透了马歇尔，从此也不听他的话了，马歇尔自己也开始吃起蒋介石的苦头。

    蒋介石又攻占张家口。

    周恩来住到上海马思南路。这是一座独立的三楼一底的花园洋房，里面放了一张床，一只写字台，一个竖式木衣架，还有两个凳子。他的随身行李就是两只小皮箱。对外称“周公馆”。此时两党对话通过书面进行。中共方面的信件，由周恩来签名。这些信件不直接交给国民党方面，而交给马歇尔，由他转交给国民党。他要亲自去向蒋介石递交信函，或口头去说。有时，蒋介石早早就上了庐山，不仅是避暑，更为避人。害得马歇尔九上庐山去找蒋介石。

    在庐山，马歇尔一本正经地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极愿意帮助中国政府和蒋主席，但美国人民反对，谓帮助中国固所愿，帮助中国无能政府非所愿。中国政府有两大集团，为美国人所反对，一为，二为黄埔，中国有四大弱点，为美国所最妒忌：一为贪污，二为无能，三为党化……”

    一脸怒气的蒋介石嗯了一声。

    马歇尔继续谈论他的观点：“据美国人观察，贪污的不是和黄埔，而是一班官僚买办，如孔、宋之流，听说孔令侃、孔令伟的扬子公司、嘉陵公司、长江实业公司颇受人攻诘……”

    “我去査查，我去査査。”蒋介石应付着，始终认为马歇尔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特别是受了周恩来的鼓动。

    马歇尔也以为蒋介石听进了自己的话，下山后，信心十足地告诉司徒雷登，蒋主席已有决心，要改革一些政治。可是数月过去政治依旧，局势依旧。唯独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步履加快了。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最后—次见面

    因为张家口问题，国共和谈几濒决裂。民盟和工商界的代表都去上海找周恩来，劝他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不要打内战。周恩来接受大家的要求，并表示中共方面绝不愿意打内战。这时，蒋介石也派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吴铁城等到上海，欢迎周恩来回南京，也欢迎民盟和工商界。大家一同回到南京。孙科到机场迎接，说：“委员长在等大家，请诸位不要回家，先去委员长官邸。”这一伙人就坐车到蒋介石的住处，他果然在等待。等一一握过手，蒋介石就走了，说台湾庆祝光复一周年，他和夫人要去台湾。

    国民党代表又来和周恩来谈苏北淮阴县的地方政权问题。这个县是中共方面占着，并建立了由国共和民主人士三方参加的联合政权，国民党想要共军撤出，由国军进驻。周恩来强忍着愤怒：“我们可以撤出，但是这个联合政权要保持，不能改变。”国方代表不依。周恩来拍案大怒：“我是淮阴这个地方出生的人,我要在这一点上让步，我有何面目见地方父老？!”

    国民党代表做不了主，就去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说不行，国方代表又回头说“不行”，完全成了传话。

    7月2日，周恩来和董必武一起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一开口就说：“好了，你们占的地盘已经很多了，苏北要让出来现在还有这么四个问题〈苏北向题在内广交给你们五个人（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和陈诚〉去商谈，不必再麻烦马帅了。”他往往尊称马歇尔为马帅，他又说：“这个解决了，全国和平了一个月以后就可开国大，改组政府。”

    周恩来不抱乐观：“今日必须一面求全面停战，一面开政协，谈改组政府。”

    蒋介石又说：“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箅什么。你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胶济路如不让出，则常遭破坏交通，就无法安定。北宁路无承德掩护，也不安。你们让出这些地方，全国人民都说你们好，你们不会吃亏的。”

    其后，五人商谈多次，问题没有丝毫解决。到了7月12日这四个问题原封不动交还蒋介石。蒋大怒，下令开火大打。他自己于14日上了庐山。他一上庐山，他的部下都知道要大打了。于是李公朴（于11日广和闻一多（于15日）二人先后遭到他部下的毒手。

    7月16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决议，以271艘舰艇蹭送给蒋介石；8月31日，美国把它在西太平洋的原价值八亿多美元的剩余物资，以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低价售给蒋介石，组成机械化部队。

    蒋介石陶醉地对陈布雷说：“我自己觉得，好久没有那么痛快了。壮士断腕，不惜一战，我和马帅夫妇、鲁斯等在上星期一游太湖避寿的时候，已经说过，这次正式交战后，用不了一年，可以全部敉平共区，陈诚比我更乐观，他认为用不了半年，他就可以云游四海了！”

    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宣布“调处”失败。

    11月16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提出八项条件，要挟中共宣布参加“国大”，提出代表名单。当天，国民党监视周公馆的特务发现周恩来常坐的汽车从周公馆出来、直驶江边码头，有两个人携带行李登轮。他们以为周恩来离上海赴香港，立刻密报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打电话到周公馆询问，才知是两个工作人员乘轮北上。这天傍晚，周恩来乘车外出。汽车刚开动，特务的汽车又尾随跟踪。周恩来要司机绕道返回周公馆门口，突然刹车。车一停稳，周恩来拉开车门跳了出来，大步走过来，厉声责问：“我是周恩来，你们为什么跟踪我的车子？是谁叫你们干的？”并要他们出示证件。

    两个特务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我……我们是卢湾警察分局……派来保护……”

    周恩来把证件还给他们：“你们回去吧！我要打电话给你们吴国桢，我们还在谈判，我又不走，为什么要跟踪？”

    他叫随行人员抄下特务的车号，回到周公馆真的给卢湾分局打电话责问。卢湾分局只好推说是奉命而为。第二天上午，准备撤退到香港去的夏衍、乔冠华、龚澎到周公馆辞行。谈到中午，周恩来伤感地摇摇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好日子，而现在又要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几年以后才能再见面了。”他振作了一下，“走，我替你们饯行，吃一次上海的大闸蟹。”于是他们四人和陈家康一起外出。刚走出一会儿，就发现后面有特务的汽车跟踪。周恩来气极了，再次下车质问，要把他们带到吴国桢处。特务连忙摆手：“我们不是……党部的人，只是，只是……老百姓……”

    “有这样盯梢的老百姓吗?”吃完饭，周恩来回到办事处后，又打电话向吴国械抗议。

    一天下午，从上海来到南京的周恩来，和陈布雷从蒋介石的办公室走出来，两人低头不语，缓缓地走着。梧桐树的枯黄叶子在风中翻卷。周恩来紧蹙着两道浓眉，走到大门口轿车旁，昂起头颇为伤感地说：“布雷先生，请留步吧，我们再见了！”

    陈布雷抬起迷惘的略红的眼睛，慢慢地伸出右手，默默地同周恩来握了握手。

    周恩来又走到侍从室的项传远、居一侨跟前，伸出右手，同他们一一握手。

    居一侨回到陈布雷的办公室，一声不吭地坐着，揣摩着陈布雷脸上泛起的一层阴云。问道：“布雷先生，刚才周先生说的再见,是什么意思呀?”

    陈布雷抬起头来，眼里交织着痛苦和失望，语调里带着轻微的颤动：“刚才恩来兄和先生最后一晤了，恩来兄的意见被先生拒绝了。国共合作决裂了！”

    这天傍晚，周恩来驱车出蒋官邸后，径直向中山陵驰去。他拾步登上三百多级台阶，来到中山灵寝，恭敬地行谒陵之礼，默默低头片刻，缓步走下山去。

    周恩来返回上海不久，就要离开上海了。他向来道别的朋友说：“1931年冬天，我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何时再回上海，觉得渺茫。现在可就不同了。看形势，三、五年之后回来，可能性很大。无论南京或上海，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路过南京，凝眸望着他客居了一年的梅园新村，又冷冷地回望了新村厅井西侧、蒋介石指使来监视他的特务们的窗户几眼，率领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10余人结束了历时一年多的艰难曲折的谈判，乘马歇尔提供的美军专机回到延安。从此，周恩来与蒋介石再也没有见面。

    ●蒋介石把愤怒的炸弹撒向延安，周恩来代号“胡必成”

    到了1947年下半年，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军委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

    节节败退的蒋家王朝已经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没戴假牙的蒋介石，完全是一派老态龙钟，疲倦使得额上的皱纹明显加深，他的嘴里也时常唠叨那些旧时的部下，今日的对手。他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全国奋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光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儿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进入1948年春天，在解放军四处隆隆的炮声中，蒋介石把精力投入总统竞选。他有意让他视为傀儡的孙科当选副总统，可李宗仁却以微弱多数胜孙科。当广播李宗仁获胜时，蒋介石一脚将收音机踢翻，拿起手杖和披风，命令侍从备车。上车后侍从忙问：“委员长，不，蒋总统，开到哪里去？”蒋介石一言不发。司机倒也机灵，想起蒋先生烦闷时总爱到中山陵去，就向陵园开去。刚驰进陵园道上，蒋介石忽然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把车开回官邸。蒋介石才下车，又返身上车，叫车再开出去。车刚驶入陵园，蒋又叫掉头回去、转回之后，蒋又命司机开向汤山。随从侍卫见蒋介石如发疯一般，怕他自杀，赶紧加派车辆随行。

    5月1日，蒋介石正在总统府举行宣誓典礼，那边中共正好发布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

    美国人也看出蒋介石有些“不对头”。司徒雷登在6月11日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惊呼：“蒋先生显著地衰老下来。即使大元帅(指蒋介石）继续在谈活中用笔记下别人讲话的要点，但他不能像过去一贯那样迅速做出决断来；他越来越不能察看他的指示是否得到贯彻，越来越健忘了……大元帅已经就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

    解放军要“活捉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内部也有人在酝酿炸死蒋介石……

    蒋介石为了阻止解放军的攻势，把希望寄托在最后一点优势——空军上。他问接替已死戴笠位置的毛人凤：“延安共军头脑还有什么人？”

    毛人凤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在，朱德和刘少奇去了华北。”

    “好，”蒋介石信心陡增，“通知空军，配合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派出飞机轰炸，将共军指挥部夷为平地！”于是，驻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刚刚坐飞机撤离，下午，美国制造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就飞临延安上空，开始狂轰滥炸。

    周恩来从防空洞出来后，抬眼望着远去的飞机，拍着身上的尘土，“蒋介石这是欺负我们没有空军呵，他想以此消灭我们，这想法也未免太天真!”

    因为国民党飞机不停地轰炸，胡宗南的14万人马已逼近延安。

    毛泽东、周恩来决定撤离延安。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个人应起个代号。”毛泽东把烟头一扔，说：“我们一定得胜，我叫李得胜。”周恩来捻胡子一想：“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就叫胡必成吧。”任弼时擦擦眼镜：“我叫什么呢?”“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陆）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毛泽东起完名字，高兴地笑起来。他对别人的名字尤为感兴趣，时常从中引发一点幽默。

    自西安事变之后，每年的“双十二”到圣诞节，蒋介石总是格外敏感，生怕再生变故，尤其在这江河日下之时。1948年12月16日晚上，他亲临新生礼堂，走上讲台，开始对南京大校机场的飞行员训话：“空军第八大队无限忠于党国，为党国立了大功，党和国家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历史功勛……”

    第八轰炸机大队的确可以称为“功勋”。它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自淮海战役以来，第八大队的b—24战略轰炸机，每天从拂晓到黄昏，不停地起飞降落，向战场投放了数万吨炸弹。蒋介石今天来打气，也是想在这最后的决战关头，借空军来助他一臂之力。

    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置他于死地”的大胆计划正在进行中。

    第八大队有不少爱国之士不愿打内战，他们和中共地下党员林城联系上以后，就开始寻找机会，想以轰炸总统府，炸死蒋介石作为驾机起义飞往解放区的一个重大的见面礼。俞渤、周作舟、郝桂桥、张祖礼、陈九英等五人得知蒋介石16日在新生礼堂训话，来不及请示林城，当即决定今天就去轰炸总统府。这样大的行动，俞渤激动不已：“今天我们的理想就要实现了！……要冷静，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如果我们的行动暴露了，由周作舟将炸弹引爆，我们和停机坪上的飞机同归于尽。如果半路发生枪战，每人最后一颗子弹都要留给自己。”

    准备停当，他们五人向停机坪走去。路中有个哨兵突然从岗楼里跳出来，大喊一声：“口令!”他们谁也不知今晚的口令，便含混地应了一句：“出任务的。”哨兵觉得蹊跷，端着枪跑过来，追问着：“口令!”俞渤干脆来硬的，拎起图囊朝哨兵的面前一晃：“什么口令口令，他妈的，老子出任务，你没听见!”哨兵愣住了，不知所措。俞渤使了个眼色，身高力大的陈九英就停下，和哨兵脸对脸，用手枪顶着他的腰。

    其余四人迅速进入514号飞机，发动着。当飞机开始滑动时，陈九英才冲上飞机，钻进座舱。不到一刻钟，飞机便盘旋在总统府上空。

    蒋介石正讲得起劲：“党国危亡，匹夫有责！作为国军之骄子更责无旁贷……”在飞机俯冲的啸叫声中，地面突然抖动了一下，震耳欲聋的巨响把新生礼堂门窗上的玻璃和屋脊上的尘土一齐震落，礼堂里顿时乱作一团。蒋介石也惊呆了：“是共军还是苏联的飞机？”他不敢相信部下报告说是国军自己的飞机，顾不得多想，他从侍从手里接过军帽，转身就走。一群侍从和随员簇拥着他仓皇离去。空军司令甩至柔竟钻到桌子底下……会场的灯光全熄了，人们哭着喊着，朝太平门拥去……

    因为准备仓促，投弹机械又出现故障，五个起义飞行员没有完全对准新生礼堂就投了弹。投第二次时，投弹指示灯仍然没有反应，三吨级的炸弹离开弹舱后，又落到礼堂旁边……地面冒起了火光，高射炮在四周开花。俞渤等人将航向调至正北，升进夜空。向东北解放区飞去。他们驾机起义之后，国民党陆军立即将大校机场封锁，幵始对全体飞行员进行严密审查。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因为失去了空中支持更无斗志，很快被解放军围堵，陷于孤立无援……

    回到官邸的蒋介石惊魂未定，侍从忙从瓶里倒了一杯矿泉水给他。

    “空军混帐！周至柔失职!”蒋介石掀掉披风，露出瘦削的嗦嗦颤抖的肩膀。

    “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对空军从来就不薄啊!”另一个悲戚的声音喊了一声。宋美龄闻讯从美国打来长途电话。

    “什么厚啊薄啊，全是些吃里扒外的东西！是我们自己把他们养得太娇，太肥!”蒋介石数落着，对从前宋美龄担当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时的做法不免有些讥讽。

    宋美龄却另有见解：“你不要从内部去寻找原因。我敢保诨此事准是共党有人在挑动，不然空军将士是决不会背叛你的！你不是很清楚吗，周恩来利用谈判的机会，播下了多少可怕的种子!”

    “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用谈判桌下的阴谋来补，这就是他们的伎俩!”

    在电话的另一端一一美国，宋美龄喝着咖啡，颧骨上涂着胭脂，现出一片虚假的红晕。她把留声机的机头拧到唱片上。房间里响起一支疯狂演奏的美国乐曲。她是上个月去的美国。此番求援大不如从前：华盛顿没有给她铺红地毯，没有邀请她在白宫过夜，也没有请她向国会讲话。与蒋介石互有嫌隙的新总统杜鲁门挖苦地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她一听到这首美国乐曲，又触发了痛楚的回忆，急忙移开唱头。

    蒋介石厌烦地离开，走进办公室，抓起电话打给周至柔：“立刻命令轰炸机大队，向石家庄一带实施毁灭性轰炸，尤其是共军的首脑机关，炸死毛泽东、炸死周恩来者将给予特等重赏！你要指挥得当，以弥补治军之不严!”

    “据空中侦察情报，共军首脑机关不在石家庄……”周至柔小心翼翼回答。

    蒋介石又要发作，愤怒地离开华盛顿隐居在纽约孔祥熙别墅里的宋美龄，又打来急电，制止蒋介石：“应赶快派飞机到徐州，空运化学兵对共军施放毒气，阻止他们前进速度；再派一部分飞机轰炸机到徐州，炸我们自己的队伍……”

    “炸……你疯了！”蒋介石以为夫人也气糊涂了。

    “炸那些败退下来的军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大量美式装备不落入共军之手，否则平津更不保了！”

    蒋介石如梦初醒，又对着听筒向周至柔大喊大叫……

    1948年10月下旬，正当东北野战军解放了锦州、长春，华北野战军开赴山西、内蒙及西北地区作战，而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之际，蒋介石见有机可乘，特飞抵北平，令傅作义组织“华北剿总”精锐部队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炸毁石门(今石家庄)。

    傅作义接受任务后，于10月23日主持召开了专门的军事会议，命令鄂友三的整编骑兵十?br/>好看的电子书shubao2